万国的“野村综研”之梦

万国的“野村综研”之梦

秦　曦

人生的第一次总是很难忘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节，剪不断，理还乱，大概就是这种心绪吧。万国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单位。其实到现在已经工作20年了，而在万国的工作经历却只有短短的3年。为什么至今梦回萦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还是那段时光呢？每一次经过百乐门，经过世纪大道的浦发金融大厦（原万国大厦），心中都是那难忘的回忆和深深的遗憾。

回想起来，我到万国来工作还是有些渊源的。1992年初，恰好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我的研究生导师、当时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郑绍濂教授给我确定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国初生的证券市场。做论文的套路，上来就是查资料。我到河南中路的科技书店看看有什么这个方面的书，那时还是以数理化的书为主，经济社科类书籍很少，好不容易找到两本，一本是国内编的《银行证券学》，另外一本就是翻译的《漫步华尔街》。而在这本《漫步华尔街》的封面上，就印着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字样。我当时心里还想，公司是做生意的，怎么还翻译书呢，看来这个公司有点书卷气。

后来在1993年的寒假，回父母家过春节。那时父亲正担任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还有点现代意识，希望我给厂里的中层干部作个关于资本市场的讲座。我回家前先到万航渡路的万国证券营业部买了几份股市小报，还买了本漫画书：《牛博士讲股票》（爱看漫画的习惯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在这本漫画书的封底，又印着“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广告语。这使我印象更加深刻——看来这家公司不仅有书卷气，还有点霸气！

1993年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美国强生公司（外商独资企业），另一个就是去万国证券。那时我的观念还比较保守，虽然毕业论文做的是资本市场，但看到营业部那个乱哄哄的劲，感觉不如在外资企业做个白领风光。再加上当时有同学说，万国工作很辛苦，待遇也不高。所以自己还是倾向去外资企业。由于外资企业解决不了上海户口。所以在导师的推荐下，就到万国证券公司来工作了。当时心里打的小算盘是，先到万国工作一两年，然后再跳槽到外资公司。

到万国报到的那一天，我带着郑院长的介绍信先找到的是金炯。她也是复旦管理学院毕业的，当时担任管总的秘书。她领着我来到人事部。接待我的是王文琪，一个复员军人，长得很端正，很严肃的样子！他介绍了一下公司情况，说万国是股份制公司，不是国企；公司里只有两个人可称呼为总：管总、王总，其余一律称老师；来了要好好干，要遵守劳动纪律，要从基层干起，等等，然后就让我办手续。我把各种表格填完后准备走了，王文琪突然叫住我，说到中午吃饭时间了，给你一张饭票，去百乐门食堂吃午饭吧。我当时很感动，觉得这个公司的人很有人情味。这个举动对我影响很大。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只要是新人第一天来公司，我就特别注意照顾他们熟悉公司的方方面面，消除那种陌生和不安感。

报到后果然如人事部所说，先到天山路营业部柜台实习。由于是实习，主要任务就是帮帮忙，倒也不累。在营业部实习了一个多月后，人事部通知我，公司组建发展研究部，让我到百乐门527房间报到。在那里遇上了我工作中的第一个领导：吕明方老师。他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戴着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很有亲切感。屋里还有另外两位复旦校友：裴长江（现为华宝兴业基金公司总经理）和张露（现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后来还有秦永恒、项韫等。这就是当时万国证券公司的发展研究部，也就是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的前身。

虽然是第一天正式上班，但由于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但首先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房间只有三个桌子、一个沙发。我最后一个来，只能坐在沙发上办公了。只有当他们三个人中有人外出公干时，我才能使用一下办公桌。到了下午5点半，我看大家都没有动静，只好弱弱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下班啊？”（因为当时还住在复旦研究生宿舍里，从百乐门坐公交车回去要将近两个小时呢）吕老师就说，今天你第一天来，事不多就先回去吧，然后自己又埋头做事了。在楼道里路过其他房间的时候，由于房门是开着的，看到里面的人都是满的，一片忙忙碌碌的样子，哪有下班的迹象！顿时觉得自己很惭愧。于是这一天也几乎是我在万国工作三年期间最早下班的一天。

上班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一篇关于推进国企改革的文章。吕老师第一天给我布置任务，要求第二天上午就要。我当时就晕了，我们写个毕业论文要一年呢！再说我对这块领域又不熟悉，就是查资料也要几天啊。但看吕老师那个表情，还必须得按时完成。那就硬着头皮上吧，从查资料，到写文章再输入电脑，折腾到凌晨两点多倒也搞出来了。第二天上午交给吕老师，吕老师提了些修改意见，整理好后就上交了。后来听说反映还不错。这是万国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全力以赴，就可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证券研究报告也是模仿国外机构的报告来做的。到百乐门上班不久，吕老师就请刚从新加坡学习回来的发行部的周杰给我们几个新人讲讲海外券商的研究报告是如何做的。周杰带回来几份研究报告的样板，成了我们学习的一个模板。

1993年4月，四川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万国证券投行做的第一个异地公司在上交所挂牌的项目。乐山电力的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也希望万国证券通过更多的方式让上海的投资者了解公司（因为当时市场还是比较封闭的，上海的投资者对外地公司难免存在偏见）。发展研究部为配合此项工作，就由张露做出了当时的第一份上市公司研究报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份报告还是很粗糙的，只是把公司的基本面梳理了一下，做了简单的财务分析和风险分析，但在当时可是个历史性的突破。1993年10月，上海金山石化同时发行A股和H股。H股的公司研究报告是由海外承销商负责，而国内A股的公司研究报告就由我来撰写了。由于发行价定在3元/股，市场普遍存在一定的疑虑。我就从公司的行业地位以及大股东的垄断资源论述了公司的投资价值。虽然挂牌后一度跌破发行价，但一年以后股票价格就大大超过了发行价，给了投资者丰厚的回报。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在国内资本市场也开始初露端倪。1993年10月发生了宝安收购延中的事件，11月发生了万科收购申华的事件。这两起事件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万国证券公司上下对此都很关注，特意邀请香港百富勤执行总裁梁伯韬到万国来介绍香港证券市场的收购兼并条例。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敌意收购”、“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等名词。根据吕老师的安排，我对这两起收购事件作了全程的事件跟踪，并收集了各方的反应和相关的评论。1994年初，吕老师就安排我们开始编写一本关于兼并收购理论与实务的书。这本书两年后正式出版，也是国内最早系统性阐述公司并购理论的书。因为这项工作的缘故，1994年6月在香港做研究时，我也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内地兼并收购的文章。

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卷入了万国那沸腾的生活。发展研究部是新组建的部门，任务比较杂，很多是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给万国大厦的模型拍照，大概是制作宣传资料用。吕老师当时跟我开玩笑说，等这个楼建好了，我们办公室就大了，你就会有办公桌了。后来因为设计方案几经修改，模型也改了好几次。大家都对这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旁边的标志性建筑充满了期待和向往，觉得那是万国公司形象的代表，是我们未来的家。后来由于“327事件”，这个楼卖给了浦发银行。由于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每次我在浦东看到这座大楼，都感慨万千！

我在万国始终能感受到大家的团结和互相的关怀。有一天接到一个任务，是证券委的调研课题，希望得到行业内人士对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议。根据吕老师的安排，我到万国证券公司的标志性营业部——广东路营业部，第一次见到了谢荣兴经理。他跟我讲了半个多小时，我都认真记了下来。出门后正好下雨，从营业部到南京路20路公交车站要走一刻钟左右，我没有带伞，想反正雨也不大，就冲一下吧。往前冲了没有几步路，就听见后面有人叫我，是谢总的司机。原来是谢总安排他开车直接送我回到百乐门。我当时有一种被震撼的感动！谢总当时在万国证券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也是我们新员工的偶像。我一个新进公司不到两个月的员工，与谢总素昧平生，他能够给予如此细致的关心。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多年以后，许多公司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司文化的口号来提倡和宣传。而当年的万国证券虽然没有提出这个口号，却已让员工从点点滴滴处体会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我就打消了跳槽去外资企业的念头。

我在万国丝毫看不到论资排辈的现象。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都很乐意坐下来为同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和交流。到年底，干部的能上能下也能充分体现。1994年公司搬到瑞金路以后，我的办公桌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当时经理有独立的办公室，但桌子和员工是一样的。1994年底，在某部门里，经理变成了员工，员工变成了经理。搬家非常方便，不需要搬桌子，只需要换换抽屉就可以了。大家觉得很自然，经理也很坦然地接受。这在1994年国企文化为主的环境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到万国证券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万国非常重视年轻人，并尽可能给年轻人以培养和发展的机会。当时万国证券就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1993年10月，我刚进公司才4个月，公司就安排我去台湾参加两岸三地的证券市场发展研讨会。当时去台湾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由于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994年6月，我进公司还不到一年，公司又安排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两岸三地证券市场发展的专题研究。公司也尽可能为我提供与海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们和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交流就有七八次。记得我对自己英语口语的自信心还是从日本人身上得到的。这些交流和学习，为我后来在推进申万研究所公司化运作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万国非常注重创新，也非常务实。当时公司领导考察年轻人有两句话：思路有么？思路有操作性么？如果两者都得到领导的肯定，他就会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工作一年去证明自己。如果结果不理想，不用领导发话，自己都不好意思留在这个位置上。由于证券研究是个新事物，如何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中国证券公司的实际情况开展证券研究咨询服务，这个课题就交给了工作不到一年的我。1994年4月，我向管总提交了一份如何开展证券研究咨询工作的建议，得到管总的重视。后来的研究发展中心基本上是在这份建议的基础上结合电脑中心形成的。

管总一直非常重视证券研究工作。当年他为了在市场上推广证券的基础知识，亲自撰文刊登在《新民晚报》上。1989年12月，万国证券研究所正式成立，汪道涵、蒋一苇任顾问，管总亲自任所长。金文忠（现东方证券总裁）、张伟等人都担任过副所长。据说很早就提出过研究所上市的设想。1990年5月，《证券研究》杂志创刊，具体工作则先由办公室负责，后由发展研究部负责。而在营业部，针对客户的咨询工作也非常活跃，有黄浦营业部的《股市大哥大》（张磊负责编辑），有南市营业部的《股市晚报》（马宏负责编辑）。1994年7月，公司决定将公司的研究咨询力量集中，成立了研究发展中心，由朱敏杰担任主任。人员也增加了。除了秦永恒、张露和我之外，黄浦营业部的张磊、庄东辰博士等也充实了进来。研究发展中心下设三个部门：综合研究部、信息部和战略研究部。张磊担任综合研究部的经理，我和张露负责行业公司研究，庄东辰博士负责市场研究，朱煜负责债券研究。办公地点在万国发迹的地方：万航渡路98号。我觉得这真是个好兆头。

1994年11月，我正根据公司的安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进行英语的强化培训。人事部通知我立刻到电脑中心去找周志钢老师（现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副总裁）。周老师通知我，公司已经决定，将原研究发展中心和原电脑中心合并，成立新的研究发展中心，由他担任中心负责人，走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道路。新研究发展中心下设四个部门：综合研究部、战略研究部、信息部、电脑部。由我担任综合研究部的经理，胡晓东（现太平洋保险公司投资部国际业务总经理）担任副经理，秦永恒担任战略研究部经理，黄桦担任信息部经理，顾成伟担任电脑部经理。周老师要求我立刻准备1995年综合研究部的工作计划，第二天就要向管总汇报。这就是万国风格，一天交稿，还要质量，还要有操作性！我回到办公室立刻开始准备，写到凌晨一点多，然后和周老师讨论，根据他的意见再修改，还要和其他三个部门的计划合稿。最终成稿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三个“金”：金网工程（大集中的交易管理系统）、金库工程（集中的信息数据库和发布平台）、金刊工程（领先的有影响力的证券研究刊物）。其中研究产品包括宏观经济研究、行业研究、证券研究（含股票、债券等）、市场研究四大类。这个计划基本奠定了后来申万研究所的研究产品体系基础。金库工程的设计思路后来经申万研究所传到了万得信息，成就了一个优秀的信息数据服务公司。

1995年1月，在胡晓东的努力下，万国研究发展中心推出了纯英文版的B股公司研究报告全集，这也是首家国内证券公司向海外客户提供的纯英文报告。大集中的工作也进展顺利，我们首次实现了在证券公司内各营业部之间的通存通兑，为此还专门设计了万国证券的股票账户卡（简称万国卡），周老师还精心挑选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两句诗：“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准备印在万国卡上。当时大家真是雄心勃勃，准备做成中国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呢。

关于“327事件”，是个永远让万国人心痛的伤疤。1995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周老师突然接到电话到公司开会，去了之后才知道“327”投资的事情。当时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要准确预测1996年6月份的保值贴补率。虽然事先我们已经作了相关研究，但事关重大，我回办公室后立刻重新安排此项工作。当天晚上庄东辰博士也从家里匆匆赶回来，我和庄博士，还有朱煜组成了特别工作小组。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探究了保值贴补率计算的原理，设计了3个预测模型，并决定以三个模型的预测结果的平均数上报公司。那天晚上我负责收集宏观政策与市场观点，庄博士负责编程与模型演算，朱煜负责数据收集、整理与校验。我们三个人忙了一天一夜。最终形成了报告，报送公司。当时我们的预测结果为11个百分点。而最后真实的结果离我们的预测结果很接近。可惜当时交易部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导致公司的惨败！不过后来在6316品种中，我们利用这个模型为交易部门提供了支持，也算为公司挽回了一些损失。

1995年2月23日“327事件”的爆发，打破了万国证券研发中心的“野村综研”之梦，但没有打断我的研究所梦想。当时研发中心积累的骨干（庄东辰博士、陈敏、牟永宁、董梁）都成了后来申万研究所的中坚力量。1998年4月，老领导王培君副总裁找到我，希望我回到申万研究所辅助庄东辰工作，我当时就提了一个条件：只要搞独立的研究所公司，我就回来。其实内心延续的就是万国的那个梦。申万研究所后来的市场化运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和庄东辰博士都是万国情节非常浓厚的人，而申万研究所也是承继了万国精神最浓厚的一个机构。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万国证券只有短短的7年生命，围绕着它的评论也褒贬不一。它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甚至致命的弱点。但这群万国人所激发出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仍不愧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

秦曦，曾任万国证券研究发展中心综合研究部经理；1996年6月离开万国；后任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公司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所长、金信证券公司副总裁；现任上海上创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