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现场检查

第二节　银行的现场检查

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银行通行则例》对银行现场检查的规定如下：“如有特别事故，应由度支部派员前往检查各项簿册、凭单、现款，并其经营生意之实在情形”；同时禁止政府官员对银行正当营业的干预，“此外各项贸易事业，公家概不干预，如官有藉端需索等情，准该行呈禀度支部查明，从严参办”；对于不遵守此项规定者，“或虽受检查而有隐匿，或虽经报告、布告而其中有含混等弊，一经查出，由度支部酌量情节轻重，科以至少五两多至千两之罚款”^[34]。

1916年12月12日，北京政府财政部以部令第135号公布了《银行稽查章程》，分为总则、稽查方法、稽查责任及罚则等4章，共18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银行稽查的范围、来源及种类等。财政部为综核全国银行起见，特设银行稽查，办理各处官立、私立各银行事宜；凡官钱局及商办银钱庄号，均包括在内。银行稽查由财政部派员专任，或派主管司员兼任之，如需委托各银行监理官或其他职员办理时，得由部令派为银行稽查。银行现场稽查分定期稽查和临时稽查两种。定期稽查由财政部每年2月和8月分别派员前往办理；各银行有特别规定稽查时期者，除按照上列定期外，仍得照章办理。有下列事项，经财政部认为必须稽查时，派员前往稽查，属于临时稽查：（1）照例应报财政部各项表册，延期不报或所记帐项、数目屡次舛误及一切帐项之有疑问者；（2）经财政部访闻所得或被人指控者；（3）该各银行董事会、官立银行之主管机关为表示信用起见，请财政部派查者；（4）遇发生特别事故时，与各银行有关系者。

关于银行稽查的手续、权限及报告路径等。银行稽查派往各银行时，应携带财政部所给之本人相片委任令为证。银行稽查派往各银行时，凡有照章应行稽核事项，各银行不得拒绝或迟延，违者得由银行稽查呈请财政部分别处罚或停止其营业。银行稽查对于各银行营业及帐务一切办法，得就其考察所得陈述意见。银行稽查如遇稽查事项，认为该银行有违背银行法之情形时，得拟具处分办法，立时报告该银行董事会；若为官立银行，即报告其主管官署，一面仍呈报财政部查核。

关于稽查的内容、方法等。银行稽查在实行稽查时，应注意以下方面：（1）报部各项表册，与银行帐册结数是否相符；（2）分记各帐之簿册及实存款项，与总册所记结数是否相符；（3）抵押放款之抵押品及一切应需各种手续，与合同条件是否相符；（4）存放各款之各项进出单据，与帐册记数是否相符；（5）其余收付各款办理之规程及登帐方法，与银行章程是否相符。此外，银行稽查对于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银元票或钱票之银行，应查明其准备金种类、数目及稽查时之实在流通票额。银行稽查如遇临时稽查有应特别注重之事，并需缩短时期时，得增减其手续。银行稽查遇有疑问之处，得向银行或银行之主管官厅详细讯明。

关于稽查责任和处罚。银行稽查于稽查截止日之各项帐册及实存款项，应负其稽查责任。银行稽查所查各项帐册，遇有帐目与事实不符之处，应由银行职员分别负责，但银行稽查对于所查各项帐册上之帐目，仍负其责任。银行稽查如遇关于特别重要事故，虽经稽查仍有认为不能负责时，须先呈明财政部核准。银行稽查有应守秘密之责。银行稽查有违反本章程之规定各节及一切得贿串弊等情，经财政部察觉或被人控告，经财政部查有实据者，除撤差外，应分别重轻惩以应得之处分^[35]。

平心而论，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银行稽查章程》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准，“条文详明，稽核甚严，政府监督银行之方法，可谓周严矣”。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不少疑虑：对于“定期稽查”，章程上规定为每年2月及8月行之，“银行既知稽查之时间，即可先行准备”；对于“临时稽查”，“则突如其来，不免损害银行之信用，而致营业上发生影响”；此外，稽核官吏“或因贿赂及其他不正当手段，以致不能举监督之实，银行之资力厚，官吏之俸给薄而职权大，最易发生此弊”；“银行之营业，常随其所在地之情形而异，不能以一地之标准相律而下良否之判断，政府官吏果有银行之经验否，果有查帐上之学识否”等^[36]。对于如何改进，也有人提出了建议：（1）须监视银行之全部，否则其内部互相掩饰，不免减却检查之效用；（2）检查时须出其不意，若银行预知检查官之来，则有所准备，而不能实行其检查手段；（3）检查时，必需秘密机敏，以免妨害其营业。并特别强调了对检查官员素质的要求，“如检查官吏贪图贿赂，或滥用不正之手段，则必不能举检查之实也可知矣”^[37]。

1924年北京政府起草但未正式公布施行的《银行通行法》，关于现场检查的规定如下：“财政部认为必要时，得派员或委托地方官，检查银行营业情形及财产状况；前项检查，以财政部命令定之”；“财政部检查银行营业情形及财产状况，认为必要时，得令银行暂停营业或发其他命令”^[3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财政部即于1927年11月28日公布《金融监理局检查章程》，共8条。该章程规定，金融监理局有检查全国各金融机关之权责。检查分定期、临时两种；定期检查每年施行一次或两次，临时检查如遇金融监理局认为有必要，得随时行之；定期检查和临时检查均不预定日期，由金融监理局随时行之。检查事项包括：（1）关于一切业务及财产事项；（2）关于银行纸币及其他有流通性之储蓄券之发行及准备事项。施行前两项检查时，并得检查一切文件帐簿及库存各项，被检查机关不得托词抗拒。检查终了后，检查员应在文件及帐簿上签名、盖章，以资证明。检查结果，遇有关重要事项，应由金融监理局随时呈财政部请示^[39]。

此后，财政部对银行检查的重点是储蓄存款。尤其在1930年代初懋业、汇业、工商等银行停业后，各储蓄存户均受影响，为防止此类情况再度发生，以及维护储蓄存户之利益起见，财政部钱币司于1930年9月特派专人赴上海，分赴各银行检查储蓄存款，“其目的极注意于储蓄款项之独立”^[40]。

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银行法》规定了银行的现场检查方式：“财政部得于必要情形，派员或委托所在地主管官署检查银行之营业情形及财产状况”；“银行营业情形及财产状况经财政部检查后认为难于继续经营时，得命令于一定期间内变更执行业务之方法或改选重要职员，并为保护公众之权利起见，得令其停止营业或扣押其财产及为其他必要处分”。同时对检查人员也提出相应的要求和约束：“检查员应于检查终了十五日内，将检查情形呈报财政部，或呈由所在地主管官署转报财政部查核；检查员对于前项报告内容应严守秘密，违者依法惩处”；银行之重要职员“于营业报告中作不实之记载，或为虚伪之公告，以其它方法欺蒙官署及公众”，以及“于检查时隐蔽文书、帐簿或为不实之陈述，或以其它方法妨碍检查”，处以1年以下之徒刑并千元以下之罚金^[41]。1934年7月公布的《储蓄银行法》对现场检查的规定为：“财政部对于储蓄银行，得随时派员或者委托所在地主管官署，检查其业务内容及其全部财产之实况；有存款总额1／20以上的储户，如对于前条之公告及其业务有疑义时，得联名呈请财政部或所在地主管官署派员，会同储户所举代表检查之。”^[42]

1934年初，上海各商业银行呈请兼营储蓄者日益增多，财政部认为，储蓄业务与平民生计与社会金融关系极大，“虽据兼营各银行于章程内将资本划分、会计独立等项分别规定，而平日对于收受各种储蓄存款，有无巧立名目，其储款营运方法，是否系遵核准章程办理，殊有派员实地调查之必要”，特派该部科长戴铭礼率同科员钱兆和、谢国慈，先到上海区域办理储蓄各银行，将储蓄部资产负债各帐册逐一检查，编制详细报告，以明各银行之真相^[43]。戴铭礼在1月18日向财政部的呈文中指出，“有二点为多数银行共有之流弊”，即：“（1）查普通往来存款使用支票而储蓄存款则否，此为普通存款与储蓄存款性质不同之处，近查上海区域办理储蓄各银行对于活期储蓄多数均使用支票，其为便利储户固属得计，但因此而侵及商业银行存款之范围，殊非所宜。并查上海票据交换所中发现空头支票常以活期储户所签之支票为最多，诚以普通往来存款开户之初，每须相当介绍，存户使用支票自属慎重；至活期储户持有数元即可立折开户，领用支票，空头支票因亦无法限制。我国票据流通尚在萌芽时期，此种现象如不设法防止，难免毁损支票之信用，而于银行信用亦属有妨，似应通令禁止，以免流弊。（2）礼券储金在提倡节俭、鼓励储蓄，用意自属可嘉，第查各银行发行礼券，其式样纯系礼券性质者固多，而模仿兑换券形式，意存影射者亦在所难免，为巩固兑换券信用计，为保障储户计，对于此种影射兑换券之礼券，似应先为防止，以免混淆，拟请通令各行，如发行礼券者，应先将样张呈请本部核定，并将券面应贴印花税票属加重，以示寓禁于征之意。”^[44]

1934年上半年，财政部再次派员检查上海各银行，检查内容包括储蓄部资产负债暨商业部之证券现金等项，至7月7日止，共计检查40余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检查过程中，中孚银行在上海银行公会有关会议上的某些言论，引起了财政部的强烈反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反映了财政部的实际地位和权威性有了较大提高。

实地参加此次检查的钱币司科长戴铭礼7月份向财政部的报告中，称：“兹据报称上海中孚银行于本月六日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报告，谓本部派员除检阅所有帐表及库存现金外，尚须责令银行造具存款及放款各种明细表，对于储户押户姓名、住址、存数抵押品等等，须详为注明，顾客秘密泄漏无余，必至群趋洋商之门等语，危词耸听，意存恫吓。”为此，戴铭礼提出：“查铭礼此次办理检查，事前制有应造具各表饬行照办，内关于：（一）活期储蓄五千元以上各户明细表及定期储蓄二万元以上各户明细表，原以《储蓄银行法》第五条业有限制规定，故饬各行造送以备参考，并于括弧内属注明帐号、金额、利率及期限（限于定期）；深知上海存款人不愿将其资产明白显示，故仅列帐号，而不列户名。今中孚银行报告乃谓须列存放姓名、住址，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且银行有代顾客保守秘密之义务，对于政府岂可一例而论？其作此言，不知将置政府于何地，视部派员为何人。如谓款存银行即应严守秘密，虽政府亦不令知，则将来所得遗产各税，银行即为逃税之地，势将无从施行。揆诸法理，岂得谓平？（二）抵押放款明细表括弧内属注明户名、金额、利率、期限、押品，此表用意有二：一以防止银行将押品项下之公债库券移置有价证券项下，绝其朦混；二以明各银行押款是否集中于少数借户，有否与危险分摊原则相背，原意并无不当，更无流弊。该行平日办理本非甚善，今以意存规避，不惜不顾事实，捏造危词耸动各行，希图阻挠进行，妨害公务，若不严予惩处，则嗣后关于检查银行事务势难顺利进行。”^[45]

8月2日，财政部以钱字第7076号训令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前据该公会阳电称，本部派员查核各银行储蓄部帐目，除检阅帐表及库存现金外，并令各行造具存款放款各种明细表，对于储户押户姓名、住址、存数、押数、抵品等项，亦须详为注明，事实上诸多不便，因一部分存户仅凭存单或存折收付，一时殊难调查，且银行有为储户代守秘密之义务，一经泄漏，势必改储洋商银行，影响本国金融业至巨，请予收回成命等情，当经电复在案。兹据本部派员戴科长铭礼呈报奉令检查上海各银行储蓄部资产负债及商业部之证券现金等项，暨中孚银行希图妨害公务各情形，核与该公会电陈各节显有出入，本部派员检查各银行储蓄部资负状况，原为注重储户利益暨银行业务起见，兹查该员所报办理检查事项，系依法进行，并无不合，乃该中孚银行意图规避，不惜危词耸听，以冀阻挠检查，殊有未当。合行抄发部派员原呈暨原附调查表式，令仰该公会明白具复，以凭核办。”^[46]

8月9日，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呈复财政部，首先转达了中孚银行在接到财政部上述训令后对银行公会的解释，中孚银行称：“接奉大函转到财政部训令内开，检查各银行储蓄帐目，中孚银行意图规避，不惜危词耸听，以冀阻挠等因，展诵之下惶怵莫名。窃查财政部上次派员来行查阅储蓄部帐目表册，随到随查，并无何种不便之处。惟放款明细表内列有押户姓名、住址、押品各栏，在财政部本意，原为防止弊端起见，而敝行窃有不免思之过虑者，诚恐顾客押借款项之后，复受官厅方面调查稽考，当此民智未开，难保不归咎敝行发生误会，所以于贵会开会时间提出讨论，并未涉及存款问题。贵会阳电或有笼统之处。此应请据实代为声明一也。至银行业公会之设，原以研究业务为宗旨之一，敝行遇有疑难事件提出讨论，无非欲求一尽善尽美办法，以期与官厅切实合作，非有规避之事实，亦无阻挠之希图。此应请委婉代为声明者二也。所有接奉部令诘责各节，理合将敝行守法心理以及怵歉微忱，函请转部察核，至纫公谊。”同时，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提出，“查该行所述各节确系实情，而属会六月八日之会议电呈部长，纯为保障储户利益及郑重业务起见，仰荷部长复电允予在储户利益、银行业务兼筹并顾，属会各银行咸承德意，极表颂感”^[47]。

1935年2月12日，财政部以钱字第12046号训令上海各银行、储蓄会、信托公司、银公司：“查各银行二十三年分帐目业经总结完竣，所有各该行会营业情形暨商业、储蓄、信托全体资产负债状况亟应查明，以昭核实。”为此，财政部将派员前往上海区域各银行，将全体帐目以及资负状况逐一详查具报^[48]。同日，财政部还以钱字第12048号训令上海各发行银行：“查各银行发行数目及准备金实况，历经由部派员检查在案，现在二十三年分帐目业经总结完竣，自应循案办理，以昭核实”，并通知将派员前往上海区域各发行银行，将发行数目暨准备金实况逐一详查具报^[49]。担负此次检查任务的是财政部科长戴铭礼，技正刘昌景，科员陈修、钱兆和、谢国慈、赵琴等^[50]。

抗战爆发后，财政部于1940年8月7日公布了《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财政部得随时派员检查银行帐册、簿籍、库存状况及其他有关文件；拒绝或妨碍规定行使职权之行为者，除依照刑法妨害公务论罪外，经查明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并各就其违反情节，分别处罚^[51]。财政部并于1942年2月在钱币司内添设了稽核室，该室分为督导、审查、计核、编讨四组，并设有稽核及专员各若干人，一方面直接执行检查陪都银行、钱庄之职务，一方面监督指导陪都以外各地银行检查之推进事宜，“在我国设置检查银行之专门机构，此尚属首创”^[52]。

1943年8月4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函重庆分行，转达了财政部渝稽字42290号训令：“据本部贵阳区监理官呈送检查该行贵阳支行报告到部，经核该支行业务处理有下列各点应行改正：（1）‘往来存款透支’科目内，宿舍建筑、文具器材、汽车零件及庶务透支等户，均属预付费用性质之帐目，自应改以适当科目处理，不得视为透支借款，以免混淆；（2）‘往来存款透支’科目内，贵州协济委员会、贵州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两户透支借款项延期已久，应即催收整理，不得久悬；（3）‘抵押透支’科目内，中国国货公司一户，透支放款既无保人，抵押品复由借户自行保管，随时自由出售，手续殊有不合，应即改正；（4）贴现放款之贴现票据均属各厂商所出本票，核与部颁《票据承兑贴现办法》之规定不符，嗣后应恪遵规定办理，以为商业银行表率^[53]。”8月25日，中国银行贵阳支行向重庆分行报告了该支行致贵阳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呈文的相关内容：（1）宿舍建筑、文具器材、汽车零件及庶务处透支等户业已于7月24日改用暂记欠款科目办理；（2）贵州协济委员会、贵州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二户，借款过期已久，迭经催收均未获复，奉示后复经转函催偿；（3）中国国货公司押透户，拟俟换立新约时再为加具保人，该公司押品虽系由借户自行保管，但敝处派有会计主任及管栈员各一人常川驻在该公司，稽核帐目及管理押品，手续尚属严密；（4）贴现票据嗣后当遵照规定办理。”^[54]

1943年10月21日，财政部桂林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监理官江英志签发监检字第603号训令，将该处于本年9月23日检查金城银行柳州分行结果核饬如次：（1）查机关存款均应存入国家银行，业奉明令规定，兹查该行存户中，有食糖专卖局、直接税局及湘桂联合办事处等户皆属机关存款，应克即移入中央银行办理，以符功令；（2）该行于本年6月底利用科目减低存款数额，如李振泽户86万元与保付支票对转，胡德高户29万元与本票科目对转，均于7月3日冲转；又直税局及一丙保证金户80万元与存放同业之中国农民银行对转，及许沛周户70万元与存放同业之中国银行对转，经查该两行均无该项数目之收付，足证其意图逃避存款准备金之事实，殊属不合，合予警告，嗣后不得再有类此行为发生，致干重究；（3）查该行自本年7月份起至查帐日止，凭大成木材厂条支125万元，及凭该行周副理条支广裕盐号190余万元，代付联行往来桂林行帐，均属不合，合予纠正；（4）查该行放款户内，大成木材厂贴现50万元及活存透支49．872万元，懋兴地产服务社贴现40万元，其数额均超过法令之规定，且互为保证人或付款人，尤有套借嫌疑，应即日收回^[55]。1943年11月17日，金城银行柳州分行呈报桂林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1）关于各机关存款一项，所列食糖专卖局及湘桂联合办事处二户，查各该户往来款项及余额均属甚微，且立户时称谓各该款项系员工储蓄款，以备办理福利所用，如专卖局数月未有往来，余额仅400余元；至直接税局所列四户，其中二户系分列上下两期商人暂缴之保证金，另一户为该局商人罚金临时存款，另二户亦为员工进修金，办福利所用；（2）关于对转存款一项，系各存户之保付支票对转，均属存户自行运用，嘱为保付对转，此后当注意避免；（3）关于大成一厂及广裕号所付款项，大成厂在桂林敝行立有透支户，洽定在桂、柳两地付款，广裕号条支各款，系该户托收性质，既钧处认为不合法，当遵示纠正；（4）关于放款额不得超过规定，自当遵办，业已陆续到期收回，此后当益加注意，以符手续^[56]。

1943年9月15日，财政部钱币司就管制银行事宜，向各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发出训令，其中涉及银行检查方面的要求，包括：第一，检查中国、交通、中农三行，除事涉专案可就其中之一行随时检查外，在办理普查时，应一体办理为宜，不得对其中一行特予免查。第二，各办公处检查人员检查库存，应饬于营业时间开始前或结束后进行，以免影响银行对外营业。第三，各办公处检查人员所呈检查报告附表，尚多有关重要事项未据详细查注，审核钩稽均感不便，下列各项务请转饬检查人员详细填明：（1）各种放款余额表，应填明借款户明确名称、负责人行业或职业（数种者填主业一种）、放款余额、用途、起讫日期、曾否展期、利率，如系信用放款，其保证人；如系质押放款，则填其押品名称、数量、价值、堆存地点（有用仓单者，其仓库名称及仓库字号）、保险人。（2）各种透支余额表，应填明透支户明确名称、负责人行业或职业（数种者填主业一种），透支限额、透支余额、用途、起讫日期、曾否展期、利率；如系信用透支，其保证人；如系质押透支，则填其押品名称、数量、价值、堆放地点（用仓单者其仓库名称及仓库字号）、保险人。（3）贴现余额表，应填明贴现人明确名称、出票人、承兑人、付款人、金额、承兑日、贴现日、到期日、贴现率、票据种类；有保证单据者，则填其保证单据种类及保证人^[57]。

1944年5月19日，财政部就各区银行监理官检查银行有关事宜发出训令，指出，查各区派员检查所辖银钱行号，编送报告，存在如下情况：（1）有未将检查命令第一联注销，随同缴部；（2）有于检查竣事后，延至数月始将报告转送本部；（3）又有报告内容往往略而不详，所提可疑之点本可于检查时查明者并未详查。以上均属不当，嗣后各区检查行庄，其在监理官所在地者，应于各该行庄检查竣事后五日内编成报告，呈由监理官尽速签附意见，转本部核办；其在监理官所在地以外各地，应于每一地行庄检查竣事，逐行编具报告，寄送该办公处后，再行前往另一地检查，其具报暨核签时间，比照前限，如有重要事故，仍应随查随报以重时效。至应行检查及编报事项，并应参照本部印发之检查银行应行注意事项切实办理，不得疏略，其有可疑之点，检查时即予查明，具体报核；所填发之银行检查命令上，被派人员应标明某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及其职别，其第一联于查竣后注明“查竣销”等字样，随同报告缴销，其已填发第一第二两联检查命令，因故不予执行者，亦应先行注销，再行缴部^[58]。

客观地说，对于现场检查，监理机关已有相当的认识水准。例如，在安排布置1945年度对成都区各银钱行庄的普查时，该区监理官缪钟彝即提出以下几点：（1）凡上年令饬各行庄申复之事项而尚未申复者，今年检查时须注意其为何不申复；（2）上年已申复遵办之事项，今年检查时须注意是否确已遵办；（3）以往延送表报之行庄或向不造送表报之行庄，今年检查时须注意其为何有此情形；（4）现在各行庄放款业务，大多是做贴现，惟手续是否合法及承兑数额是否合于规定实际资产比率，今年检查时尤须予以注意；（5）各行庄放款，是否按照规定送请放款委员会审核，检查时，亦须注意。至各行庄办理承兑业务是否超额一点，最好由负责非现场监管的人员，先将各行庄实际资产数字计算出来，俾于检查每家行庄时一查便知。他强调：根据上述注意事项数点，凡检查时查有不合情形者，可随时注意向该行庄之负责承办人查询，并当面指导纠正，这样才能与本处内部审核表报工作取得联系，不致脱节。他还要求：“务望各同仁绝不可于检查时仅命行庄照抄日计表暨各种余额表，于是即凭此表拟具检查报告，草草了事，有失奉派实地检查之意义。”^[59]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要求也体现了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结合。

1945年上半年，根据财政部对金城银行西南区管辖行、重庆信托部、重庆分行、民权路办事处及两路口办事处的现场检查，发现“各该行处业务尚有未合之处”共有24项，主要有以下几点：（1）该行银行、储蓄、信托三部之存款户，仍多以记名列户，而“渝分行银行部甲活存之祥记户，系该行总经理戴自牧所开立，尤属不合”；（2）银行、信托两部未收及代收款项两科目之使用，均与划一会计科目之规定不符；（3）银行部暂收款项中之鼎昌盐号15万元、中华工业社30万元，均系备付贴现200万元两个月之利息而暂收者，按贴现息通例，系预先扣收，“何以于所收贴现息之外，又有暂收利息之情事”；（4）该行办理保证业务范围，与规定不合，应予纠正；（5）民权路办事处之乙种活期存款，“竟有允许客户透支情事，殊有未当”等。财政部要求“即分别转饬并督促办理具报为要”^[60]。

抗战胜利后，财政部更为重视对银行业的现场检查。1946年6月，关于对上海区各商业银行的检查事务，财政部明确，隶属于钱币司下之稽核科；至上海以外之全国各地，则由财部委托中央银行办理，并划分为30个区。各地中央银行内设一检查科，由金融机构金融业务检查处管辖，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必要时得临时检查。“惟无论上海或各地之检查报告，中央银行与财部均可全部获悉。”^[61]1946年6月，财政部钱庚字第121号训令，通告将实施胜利后对上海银钱行庄的首次普查。该训令称：查现值银钱业上期结算终了之际，本部为监督银行业务，亟应遴员实施普遍检查，以考察其正当业务，纠正其不当经营；至各该行庄经营业务，如未悉符正轨，倘能于实施检查前，据实报告检查人员，毫无隐饰者，本部查核检查报告时，自可于法令范围内，予以指导改正，一从宽大；其有意存隐匿，或竟以不当手段诱惑检查人员，希图蒙蔽者，一经本部查得，除将检查人员依法究治外，对于该不肖行庄，并即执法严绳。训令同时强调：“部派检查人员，均依照规定，发给旅膳杂费，足资支应，各该被检查行庄，对于检查人员，不得稍有招待，或丝毫馈遗；各检查人员亦不得与被检查行庄私人酬酢，或接受馈赠，以重风纪而肃官箴。”^[62]1947年8月，财政部规定，对于上海商业行庄检查分为三种：其一为专案检查，该项检查系奉财政部指令，因某种案件而检查与该案有关某家或若干家商业行庄；其二为普遍检查，该项检查系经常轮流检查各商业行庄之一般业务，并不特殊有所指定者；其三为抽查，该项检查系根据各方密报、行庄定期报表、票据交换数字、公库拆款数字、舆论指摘等项随时抽查，如事实确实，即予以相当处分。如此，“则商业行庄能经常有所警惕，目的是在使一般商业行庄业务均能趋于正常”^[63]。

1947年7月，四联总处会同各行局组织巡回稽核团分赴各借款机关查核帐目。此次查核的要点包括：（1）借款合约是否切实履行暨借款用途是否正当；（2）借款机关产销成本是否合理，产品品质是否适合标准；（3）原料存储是否适量暨押品数量是否符合；（4）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暨各科目数字是否确实；（5）借款机关人事组织是否健全；（6）其他有关财务业务及一般事项等。四联总处要求巡回稽核于查核帐目后，应于一星期内将查核经过，连同建议改进意见，或应行纠正事项，编具稽核报告，陈送四联总处核办。巡回稽核于执行查帐时，如有疑问，可随时向借款机关负责人详尽查询，并调阅其帐册表报及有关档案；必要时得请借款机关负责人出具书面说明。巡回稽核出动时，由四联总处发给巡回稽核凭证，以资证明^[64]。

1947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新《银行法》，其关于现场检查的规定为：“中央主管官署得随时派员或令地方主管官署派员，检查银行业务及帐目，或令银行于限期内造具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或其他报告呈核；前项帐目、表册或报告，有故意为不实之记载者，得科银行各负责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万元以下罚金，其情节重大者，并得撤销其营业执照。”^[65]此后，财政部于1947年10月30日发出财钱庚二字第17826号训令：“查银行钱庄经营各项法定业务，于每一项交易发生之时，应即根据事实，填制传票，记入规定帐簿，以示其业务动态，并示其真实资负损益状况。以往各银钱行庄遵照规定手续办理者固多，而私设暗帐、擅设虚户、隐匿资负者，亦属不少；其于规定帐册中为不实之记载，经查明有据者，均经本部依照管理银行之规定，分别惩处有案。”代电重申了《银行法》相关规定，并强调，“嗣后查有各银行帐目表册或报告，故为不实记载之事实，本部即依照上项规定严办，决不宽贷”^[66]。

值得指出的是，抗战后期以及抗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对银钱业的现场检查，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技术水准，抑或是实际效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对检查机关以及检查人员自身的规范，对保证检查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1942年4月22日由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检查银行规则》，在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部检查银行规则》共16条，规定财政部检查各地银钱行号，依照该规则办理。该规则要点如下：（一）检查时间。财政部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即派员检查：（1）为考核各地银钱行号业务状况，有分区普查必要时；（2）为查明银钱行号业务已否遵照指示办理，有抽查或复查必要时；（3）为处理特种案件，有检查银钱行号必要时。（二）检查内容。检查人员执行检查时，应特注意以下各点：（1）各项帐册簿籍、仓库库存状况及其他有关文件；（2）应造之报表已否按期编送，是否与帐册簿籍相符；（3）帐簿格式与登载程序有无不合；（4）经营业务是否合于现行法令。（三）检查手续。检查人员凭财政部所发银行检查命令行使职权，前项检查命令分三联，自填发之日起生效，逐日连续检查，竣事之日起失效：第1联由指定检查人员收执，于开始检查前出示于被检查行号之负责人，并于检查竣事后，随同检查报告呈缴；第2联由指定检查人员面交该负责人收存；第3联存查。（四）检查人员权限。检查人员执行职务时，凡有应行检查事项，各银钱行号不得藉词或诿延；违者得由检查人员报请财政部议处。检查人员得于实行检查期间，知照有关银钱行号编制必要报表，并提供有关证件或抄件。检查人员在检查期内，遇有疑问之处，各银钱行号负责人应详细说明。（五）检查人员责任与处罚。检查人员对于所检查之各项帐册簿据等件，应负检查责任，遇必要时，并应签名、盖章。检查人员执行检查职务时，应以和平态度秉公办理，不得稍涉偏私。检查人员对于检查事项，应负保密责任，除呈报外，不得泄漏或预期告知被检查行号。检查人员于检查事竣后，应将检查情形详实密呈核办，在检查期内遇有特别事故，并应随时具报。会同办理检查工作人员，应会同报告，如遇有不能一致同意之意见，得单独提出，以书面报告一并呈核。检查人员不得兼任行号职务，或接受行号馈赠，或与其发生借贷关系，并不得充行号借款担保人。检查人员如有舞弊、渎职等情事，一经发觉或被人指控，经查明属实者，应即依法严惩^[67]。

1943年11月16日，财政部对《财政部检查银行规则》作了修正，删去了原先的第15条，即“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总条数改为15条，基本内容未作更动^[68]。

如果说《财政部检查银行规则》对银行现场检查工作自身进行了规范，那么《银行检查工作纲要》则可认为是在银行检查工作文案特别是检查报告方面较为完整、成熟的集大成者。1945年4月28日，财政部颁行了《银行检查工作纲要》，1946年10月9日，财政部再次公布了修正后的《银行检查工作纲要》，整个纲要共分为总纲、检查要目、报告格式及报告要目以及总报告要目等四个部分。总纲部分规定检查银行应注意其业务是否符合财政部管理银行办法之规定，尤以查核其资金运用情形为主要目标；检查银行时机以每一行庄每年至少2次为原则，除专案检查外，应确切把握时机。检查要目分为一般事项、现金运送中现金及交换票据、放款、投资及有价证券、存款等15个方面内容。报告要目包括“一般事项”、“银行部业务”及“负责行意见”等。总报告要目包括经济概况、金融机关概况、行庄资金来源之分析、行庄资金运用之分析、行庄汇兑业务之分析、利息汇率概况、行庄业务之特点、金融管制法令实施概况、改进意见等^[69]。

其次，抗战结束后，由于最高当局的直接关注，对现场检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措施也更为有力。

1947年2月1日，蒋介石致财政部长俞鸿钧手令称：“对于国内各大都市银行、钱庄与商号等之来往帐目，政府应照各国财政部，管制各商行号汇款及检查其款项来源根由，使不正当与舞弊帐目皆能瞭如指掌，必须如此，方能控制经济与金融，以杜绝所有弊窦。现在政府对各银行虽有监督查核办法，但事实上执行极为松懈，此事务须认真办理，藉以防止其经营投机及不正当之业务，以免扰乱金融。希参照美国FBI之经济调查办法，研拟具体实施方案呈核为要。”^[70]

2月27日，财政部以京钱庚二字第1709号呈复蒋介石称：“关于银行帐目之检查，目前规定有普查、抽查及专项检查三种。普查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抽查或专案检查均根据银行业务登记结果及呈控案件随时举行。平时则经常根据银行定期报表，随时稽核银行业务之动态及静态。在会计处理及帐务记载上，则订有划一银行会计科目及统一银行会计制度，督责遵行，已收相当成效，舞弊帐目已不似前此之难加勾稽考核。”财政部同时表示，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是否有经济调查办法之规划，其内容如何，“现尚缺乏具体资料以为依据”，“兹除一面庚续搜集该项FBI经济调查办法资料，再凭遵谕研讨外，谨先依据本部现有管制银行法令，拟具加强银行管制实施方案一种”。该办法要点如下。

银行资本来源考核之加强。（1）规定限期严饬银行存户任用真实姓名，违者罚处，以杜绝银行不正当资金之来源或隐匿资产；（2）查对汇款来源，以杜绝银行假名汇划及考核汇款厂商业务，并严禁商业银行套用国家银行头寸及国家银行暗营存放商业银行业务，“请行政院重申取缔普通公司、商号吸收存款前令，以免游资脱离银行流入黑市，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银行资金运用考核之加强。（1）除确属生产事业，并为建国时期政府奖励举办者外，一律不准银行投资入股；（2）严格督责银行资金贷放，以生产事业及运销事业为对象，违者依法惩处；（3）严格取缔银行直接兼营商业及投机买卖有价证券，违者从严惩处；（4）查对银行放款客户帐目，一面杜绝银行舞弊帐目，一面考核客户借款用途。

银行舞弊帐目考核之加强及非法银行之严格取缔。（1）加强银行检查制度之实施，改良银行业务登记办法，严密采取抽查银行方式；（2）从严惩处帐务舞弊情事，情节重大者，吊销营业执照，决不宽贷；（3）严格取缔地下钱庄，并请列为地方政府工作成绩主要考核标准之一。

管制机构与联系配合之加强。（1）在各重要都市，由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会同设立金融监理处，以补救目前机构上之缺点，俾宏管制之效；（2）与各有关主管机关密切配合联系，以收互相参证事半功倍及全面管制之效^[71]。

再次，现场检查的实施也更为严密，而且检查结果为相关金融政策和监管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941年12月，财政部为切实纠正各行庄起见，特指派大批人员检查重庆市区各行庄帐目；其他包括成都、万县、内江、乐山、宜宾、泸县、江津、自贡市、昆明、桂林、贵阳、衡阳、西安、兰州14处，则请四行联合办事处或四行分支行处派员检查，报财政部核办^[72]。

财政部此次派员检查重庆银行钱庄85家，自1941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在银行方面均用新式簿记，检查尚易着手；钱庄方面则旧式帐簿较多，钩稽较感困难，检查毕事后整理报告费时甚多”。此次检查出的主要问题包括：（1）川籍银钱行庄多以比期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全凭信用，并无抵押；（2）川籍各行庄多有以负责人手条向本行庄借款，数目巨细不等；（3）放款多集中于少数商家；（4）经理人或职员每有兼任其他公司商店经理或职员情事；（5）抵押放款常有逾期未经催赎之事；（6）商家常有同时分向多数行庄借款情事；（7）向四行贷用低利资金之厂商，间有存放巨额比期存款于各行庄情事；（8）省地方银行渝处亦多经营存放，核与原来设立仅负沟通联系之旨不符；（9）银行存放款多用堂名户记；（10）各行庄会计科目极不一致；（11）仓库方面尚有经久未提之货物。根据检查结果，财政部采取的处理方式如下：（1）比期存款由部规定比期存放款管制办法，函请中央银行施行，以期控制利率，俾能逐渐减低，并分令各行庄一律责成借款人提供押品；（2）行庄负责人以手条支款已由部通令严禁，以往支用之款并分令各行庄于文到1个月内悉数收回具报查核，其支用较巨之恒聚钱庄、天祥钱庄已由部勒令停业清理；（3）集中放款于少数商家，由部分令各行庄，遵照《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第5条第1项每户放款不得超过放款总额5%之规定，切实办理，其超过部分并限于文到1个月内收回，同时咨请经济部会同重庆市社会局检查借用行庄款项10万元以上各商号，审核其有无囤积居奇行为；（4）经理人或职员兼任其他公司商店职务者，令饬纠正，一面侦察其是否利用行庄款项兼营商业；（5）抵押放款逾期未赎者，一面令饬各该行庄不得移动所押物品，一面咨经济部会同市社会局，检查其有无囤积居奇行为；（6）向多数行庄借款之商家，咨请经济部会同市社会局严格检查其业务；（7）工厂借用四行低利资金，同时又作比期存款，已函四联总处及工矿调整处行查；（8）省地方银行渝处存放业务由部通令克日结束，以后并限定只准经营汇兑业务；（9）由部通令各行庄，以后存放款人悉应遵照姓名使用条例，以真实姓名为借贷行为，不得再用堂名之记，以便考查；（10）由部商四联总处设计统一会计科目，并嘱重庆市银行公会为同样之设计，将来并案审定通行照办，以便检查而杜影响；（11）仓库在未清查完竣以前不得移动^[73]。

这次集中检查同时也为制订以后的相关监管政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据此，财政部在监管政策方面作了相应调整：（1）责令一般银行拟订年度业务计划，以便事前核定其业务进行方针，而利管制；（2）核定四联总处订定之四联总处核办投资贴放方针，注意以后投资放款，“应以协助国防有关及民生必需品之生产事业为主，所有普通放款及不急需之投资，应暂行停止”；（3）核定四联总处订定之中中交农四行1942年度办理农贷方针及1942年度农贷办法纲要暨各种农贷准则，“期在紧缩放款之基本政策下谋求农贷合理之调整及农业生产之增加”；（4）规定银行投资生产事业入股办法，“俾将银行资金由商品市场转移于生产事业”；（5）管理信用放款，以防信用泛滥；（6）管理抵押放款，以杜囤积居奇；（7）规定承受国防或经济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之特种公矿厂商放款之管制原则，以严稽核；（8）稽核放款用途，以免资本浪费；（9）规定比期放款管制办法，期逐渐推进管理市场利率；（10）举办票据交换，以活动金融、调节货币之需求；（11）推行帐簿登记盖印办法，以免各行号伪造蒙匿，而便稽查；（12）厉行补呈注册，严格审核银行合并增资，以严管制；（13）规定设立分支行处标准，限制设立新银行，并使银行分布臻于合理；（14）规定银行盈余分配及提存特别公积金办法，“使银行基础益为巩固，且使财富分配得其均衡”；（15）限令一般银行集中准备之功能；（16）监督银行从业人员，防止利用职位从事投机；（17）健全银钱业同业公会，以期公会能人人宣扬政府政策；（18）通令各公营银行一律组织或加入同业公会，以加强公会组织，但中央银行免于参加；（19）继续检查银行帐册仓库，并严格审核其报表，以期银行营业纳入正轨；（20）规定设置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办法，施行全面管理，加强效能；（21）拟订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以活泼战时金融、发展经济；（22）筹议统一银行会计科目，使银行无从巧立名目，逃避管制^[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