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

一、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

先秦各家各派从其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出发，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赋税伦理主张。但细究考去，笔者以为各家各派在回答赋税伦理思想的核心与根本问题方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应该由君主一人独掌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而且君主一人应该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最高赋税权力。认为只有君主一人才是国家赋税活动的最高立法者和决策者，享有赋税管理的一切自由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应该享有一丝一毫的赋税权力和自由，都只是国家赋税活动的管理对象和赋税义务的承担者。令后世吃惊的是，儒家如此，墨家如此，法家如此，道家也是如此。

何以言？请看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其意是说：君应该像君那样掌权，即社会应该由君主自己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包括赋税权力。而且认为君主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地，亦即专制地，独掌国家最高赋税等权力。孔子一再强调：天子应该不受诸侯、大夫、陪臣、庶人限制地独掌国家最高权力。这是因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这岂不是说，只有君主才应该掌握国家的各种最高权力，包括最高赋税权力；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以及赋税活动才能治理好，才能安定，才能达于盛世，实现王道。否则，就会天下大乱，背离仁政王道。当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专制思想理论，只是到了西汉才被董仲舒发挥为系统的“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3］但笔者以为，就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与本质而言，其始作俑者孔子当为无疑。而且孔子还认为，专制及其赋税专制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即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应该的。在孔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就如同君臣关系一样，是永远不变的，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即将君臣比附于父子。而孟子则将君主直接比附、等同于“天子”，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4］。这意味着，国家之有君主，就如同家庭之有父母和天之有日一样天经地义。对此，荀子表述得最清楚。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天理，与万世同久。”^［5］而这种比附式的论证，在西方专制主义者阿奎那和霍布斯那里最为系统，在阿奎那和霍布斯看来，“既然自然界总是以最佳方式劳作，那么，最接近大自然方法的就是最佳的方法，而在自然界，总是由一个东西进行管理。身体各器官都由一个器官来指挥，那就是大脑；灵魂中也只有一个最卓越的能力，那就是理性。蜜蜂有一个王，而整个宇宙也只有一个上帝，即造物主和统治万物的君主。这完完全全依据于理性：所有众多皆源于统一。这样一来，既然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对大自然作品的模仿，既然最好的艺术作品就是忠实表现其自然范本的作品，那么，结论必然是：人类社会最佳的政府形式就是由一个人执掌的政体”^［6］。然而，比附不能代替论证，自然由比附而得出的结论也就经不起严密的逻辑推敲。即由宇宙间的“一”，并不能推出人类社会治理最高权力应由一人独掌的结论。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这一价值取向，近代思想家多有警觉。陈独秀说：“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7］“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8］

墨家和儒家一样，不仅也主张君主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赋税权力，而且同样认为，由君主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赋税权力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是永恒的、超历史的真理。认为如果不是由君主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赋税权力，就必然天下大乱。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确立这种专制的君臣关系，才可能远离混乱与无序的自然状态。墨子在《尚同篇》中宣称：“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惠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9］需要强调的是，法家比儒墨家更极端，公开主张绝对专制赋税，认为专制赋税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即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应该的。韩非子一再强调君臣之道，认为君主专制，包括赋税专制是永恒的超历史的天下常道。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而天下治，三者逆而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0］并直接剥夺百姓的言论自由，“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学，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1］。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连主张远离社会、归于山野、隐于山泉的道家，比如庄子，也大谈君臣之道，认为专制就是天道，是天地之行、天经地义。“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像焉。”^［12］可见，先秦专制赋税伦理观的影响之广泛和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