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榜”≠“创富榜”

一、引子：“财富榜”≠“创富榜”

不久前由胡润发布的2004年中国内地百富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最吸引眼球的是以财富论英雄。综观胡润的财富榜，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名次变化很大。美国的比尔·盖茨连续10年位居首富。而财富榜首富是四年“四变”，尤其是前10名变化很大，例如丁磊由去年的首富降为今年的第七位，另有一些富豪沦为阶下囚、自杀或外逃。其次，年龄小，发家速度令人晕眩。在市场体制比较健全、完善的国家，一个企业要积累到中国富豪们的财富，尚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台湾的富豪，年龄一般在70多岁，香港富豪是60多岁，而我国则是三四十岁，这是对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利润来得快，但就是当代互联网的领军人物比尔·盖茨，也用了11年的时间成为亿万富翁，创业17年后才跃为美国首富。而中国IT产业的一些富豪们年龄仅二三十岁，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进入富豪榜前10名的进程。例如位居财富榜第二的陈天桥31岁，创业仅5年财富就达88亿元。第三，从财富榜结构分析，暴利行业特点突出。在“财富榜”中，主营房地产业的有45位，上市公司掌门人有58位，而房地产和上市公司恰恰是我国当前两个最不规范、泡沫化最大和最富投机性的领域。

值得深思的是，在体制转型期现存的体制和市场环境下，真正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节俭积累而成为富豪的概率有多大？上述特点表明，在当今中国，我们几乎看不到财富有一个长期逐渐积累的过程，看到的更多是暴利和投机。

继胡润的财富榜之后，最近中国强势媒体《南方周末》推出了内地人物创富榜，又一次引爆了全社会对分配不公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要说“创富榜”与“财富榜”的差异和意义，“财富榜”以财富多寡论英雄，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制度平台下，因为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分配格局，它大体反映企业的综合价值还说得过去，但它不适应中国体制转型期的国情。“创富榜”与“财富榜”相比较，“创富榜”的主要可取之处在于——打破了西方单一财富指标评价体系，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多项指标评价体系。主要考虑了公平与效率的协调问题，强调了财富的取得途径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和公众形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创富榜”虽然有突破，但却不彻底，在一些方面还不完善，有待改进，比如“创富榜”的重点在财富多寡(权重30%)和财富的分配即社会责任(权重40%)，而关键的致富手段即企业文明，其权重只占20%，其中守法诚信问题过于笼统，权重仅仅占了10%，保护员工合法权益也仅仅占了10%，企业文明比重太小。由于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以员工人数来反映吸纳就业量，其可比性要打折扣。又比如，没有生态环境指标，很容易诱发通过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污染。另外，“创富榜”所列的“公众形象”指标在操作中可能出现水分，因为，在利益驱动下，“公众形象”完全可以用金钱开道，通过媒体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