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的经济基础

接管与恢复：新政权的经济基础

长期而激烈的战争环境是对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全面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历程中把经济工作作为革命的一部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给外人所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能够充分动员和组织中国最广大的乡村力量，去打碎传统秩序、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在红军时期，农村工作成为中共事实上的工作重心，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割据与暴动。国民政府对各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的补给。各根据地普遍出现了经济恶化，工商业调零，食盐、布匹、药品昂贵，部分地区发生饥荒。红军没有真正的军工厂，主要靠缴获，打完仗还要捡子弹壳回来重新利用。

毛泽东提出，苏区政权要把经济工作管起来，从关心群众生活、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和根据地存亡的高度来解决经济问题。他指出，江西苏区每年有300万担谷子出口，价格是5角钱一担，而商人运到赣州4元一担，赚了7倍。苏区每年要消费900万元的盐、600万元的布，这1500万元的盐、布的进口都由商人经营，中间价差很大。为此，江西苏区积极开展了多种经营，对很多贸易实行统购统销，还努力建立新的贸易渠道以打破封锁。

苏区的钨矿每年生产数千吨钨矿石，秘密卖给广东陈济棠的企业以换取物资。这种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合作收到了明显的政治效果，长征时期陈济棠的部队虚张声势，坐视红军经粤北从容西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建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田赋问题上主张公平负担，贫苦农民免除赋税，有土地的地主和富农按级累进，尽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捐款。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以后虽有调整，但总数没有超过70万元。而抗战时期物价飞涨，一套军装费用1939年为2元，1940年涨到5元。因此八路军经济上一直拮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应，皖南事变后又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中共抗战进入了艰苦阶段。

陕甘宁边区原本就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用《毛泽东选集》中的描述就是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各机关部队各自经营一部分生产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兵工厂，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往往不能保证质量。

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奖励开荒、发动大生产运动等，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944年陕甘宁边区农业产量由1941年的147万石提高到175万石，农民交纳公粮占农业产量的比例由1941年的13.6%降低到9%，不仅保证了战争的需要，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

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换回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活跃边区经济、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毛泽东提出，1943年如运30万到36万驮盐出口，按平均边币计算10元一斤盐，就有4.5亿元至5.4亿元收入，按当时市场价可买粮3.46亿斤到4.15亿斤。

边区政府把过去分散无计划的食盐运销统一于盐业机关，实行对外统销。政府组织力量整理路途设骡马店、转运栈，在缺水处开挖贮水窖；沿途植苜蓿，配备草料，做到“有路、有店、有草、有水”，这样可以节省运费，增加运量。结果1943年产盐达到60万驮，运出38万驮，盐的出口占边区出口总额的近一半，换进大量必需品和法币，稳定了金融和物价。1937年至1945年，盐的收入占整个边区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朝气蓬勃的延安，混沌岁月里的一片光明。

土地问题一直是农耕民族命运的焦点所在，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有哪次起义后能够真正实现。1946年春，随着内战即将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逐渐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内战中，背靠苏联、东邻朝鲜的东北地区是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苏联一开始不相信中共具有与国民党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不愿公开支持中共。但“二战”后美苏关系从战时的同盟国迅速转化为战后的竞争对手，苏联于是极力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和影响，阻止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

在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联不仅向中共提供了技术援助，支援了大批铁路器材，还应其所请，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紧急支援了棉花、布匹、医药、军需品、日用品等战略物资。1946年冬，东北民主联军缺乏棉花布匹，几十万军队无法解决过冬问题，便使用农产品换取苏联的棉纺织品。同时，将朝鲜北部作为隐蔽的后方，战事紧张时把战略物资、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境内，完善了后勤补给网络布局。

东北铁路网密集，但在多年的战争中也受到了巨大破坏，有的路段被破坏10次以上。苏联专家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进行铁路恢复。在苏联专家和物资的支持下，东北铁路员工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的口号。

铁路和桥梁的及时修复，保证了解放军的迅速转移和集中。东北解放军主力先是转移和集中在长春地区，而后又转移和集中到锦州地区，最后全歼了困守在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

1947年7月，苏军将大连的化学厂、钢铁厂等企业移交中共，中共的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建新公司正式成立。从1947年至1950年的4年里，建新公司共生产54万发炮弹、26万个炸药筒、1430门迫击炮等大批军火，其中大部分经海路送到山东半岛，再由支前大军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运往华东前线，对关内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连的企业还生产了被服数十万套、军鞋200多万双供军用，“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越打越强。

随着战局的进展，东北乃至全国各地陆续解放。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此时百废待兴，人民币还是沿袭过去的币制，最大面值5亿元，最小面值1元。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采取没收的政策，被没收的资本就成为国营经济的主要来源。1949年，国营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26%，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49%，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一个新的时代在炮火中已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