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下的中国报业

四、新政权下的中国报业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曾提议新的临时政府“应与德国和美国建立东亚三国同盟，中国新闻界对此反响强烈予以支持。毫无疑问，比起不久之前，这一提议有助于消除全国新闻界对于外国在华政策所持有的怀疑。”^[148]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新闻界的态度是有利于德国的，在此，并不排除《德文新报》因为己利^[149]才作此报道:

最明显的例子是《民立报》所表现出来的观点的转变。该报不久前还怀疑德国在山东有侵略政策；如今，该报则认为，德国并无意侵占中国领土。联合了德国和美国，中国就能对俄日在东亚的政策予以反抗。

黄兴元帅在《中华民报》^[150]上指出，只是与中国有经济利益联系的国家，除了美国，还有德国，因此两者能对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该报也对可能出现的危险作了提醒，当中国在远东地区形单影只时，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试图与对中国态度友好的德国和美国达成一致。

独立报刊《新闻报》也对结盟问题作了报道。该报对于中国与德美两国的合作也是持赞成态度的。

不久之前，《天铎报》讨论过中日关系的问题；该报将日本视为中国的敌人。该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现在以武力抗衡日本，我们还太弱。要对抗日本，现在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抵制日货。”^[151]

那一年，《德文新报》对于中国报界的状况依然批评不断，诸如许多中国人自办报刊“大多数是已退职的官员或者已离校的学生在朋友的资助下创办起来的，这些刊物的资金通常都非常有限，许多刊物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工作人员贫乏且专业性不高。”^[152]尽管如此，在各国角逐在华利益的竞争中，当优势并不明显的“德国能够赢得中国新闻舆论的好感”^[153]时，作为远东地区德国人利益的机关报，《德文新报》对此^[154]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新的政权。到1912年，“几乎所有的中国部委都成立了或正在筹备成立自己的新闻部，曾经常常被瞧不起的中国新闻界现在有了自己的地位。”^[155]不过，新的政权带给中国报业新的发展机会，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烦恼。当中国报人将自己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的“报馆街”也出现了。《德文新报》记录下的中国“报馆街”，依托的是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这一背景:

柏林有报业集中的报馆街，上海的山东路也同样是中国报刊的报馆街^[156]。形形色色不同党派的报刊在这里打着口水战。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山东路报馆街就是民意对此次革命的集中反映。大批民众拥挤在编辑部门口，等待获取起义地区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被以大号粗体字刊载出来；有时候人们还期待着最新的号外从编辑部的窗口发出来。报童们奔跑于大街小巷，叫卖着花里胡哨的战斗消息。而今天^[157]，到处充斥着那些革命者自己描绘并润色过的胜利消息，山东路报馆街与往常完全不同，没有在这里蹲守等待最新消息的人，没有沿街叫喊的报童，编辑们对这些消息也不再尽心竭力，那些最新消息，人们会随手扔掉。如果拿这一次与1911年秋天的事情做比较，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次人们没兴趣‘参与其中’了^[158]。

对于这份立场明确的在华德国报刊来说，中国新闻界最不容置疑的进步就是“中国报刊对德国的稀奇古怪的报道曾相当常见，在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之后，这种情况已不多见了。”^[159]不过，中国报人们毕竟不会刻意去讨好德国人，因此，上述那种曾经相当常见的状况“时不时还会出现”^[160]，让德国人不禁紧张地认为，这些偶尔出现的不利于德国的报道会扰乱公众舆论^[161]。但不管怎样，到1914年，德国人给中国报刊的评价是:“中国报刊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不用再去依赖那些幼稚的消息源，不用再去对那些消息猜来猜去，中国报刊从未做得像现在这么好过。”^[162]《德文新报》对中国报业发展的评说，无论客观与否，至少，中国人的报刊在这份在华外报的编辑部里无可争辩地受到重视。认同或反驳，肯定或批评，字里行间皆是中国报刊发展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