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亡羊补牢”

黄金在台湾：国民党的“亡羊补牢”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

台湾一直农业发达，又远离战乱，生活水平较高。1898年，台北的平均工资达到厦门的三至五倍，但生活费用却比厦门低廉。日本统治初期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把台湾作为日本的工业用品市场和农产品来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跳板，转而制定了“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政策，开始发展台湾工业。

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夫妇首度飞抵台湾视察，从此与此地结下缘分。

随着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军纷纷转进，大陈岛驻军上船撤往台湾。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台湾是亚洲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本土的地方。台湾居民的识字率是80%，比日本本土略低，比中国大陆的5%高得多。一些台湾人被日本的殖民文化所征服，把自己认同于日本人，为日本的侵华战争积极摇旗呐喊。国民党把台湾当成大后方，用统治者的傲慢来处理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导致一件小冲突被放大演化成“二二八事件”，变成国民党很难迈过去的坎。

1946年，蒋介石巡视台湾时认为台湾尚未被共产党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随着战局日益不利，蒋介石认为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只要保住台湾，就可以用来光复大陆。1949年1月，陈诚正式出任台湾省主席，开始为国民党政权经营最后的据点。

陈诚面对的台湾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当时台湾74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380万，其中地主掌握着全部耕地的56%，另外是政府控制的“官地”，占农村人口88%的农民只拥有22%的耕地，广大佃农只能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以维持生计。租佃关系紧张，平均地租在50%以上，而且无论天灾人祸、年成歉收，都要照缴不误。租佃关系多由口头约定，地主动辄毁约，佃农的生活状况非常恶劣。这不仅严重妨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租佃纠纷不断，阶级矛盾激化，成为维持台湾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事关台湾经济发展和国民党生存的第一要务，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陈诚主持下的奠定日后台湾土改基础的“三七五减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三七五减租”源于1930年南京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地租不超过正产物收获总额37.5%。定这个比例是经过统计的，当时农业收成中种子、肥料和耕作成本费用要占25%，剩下的75%利润由农民与地主平均分配。抗战相持阶段，陈诚主政湖北期间曾在辖区内推行减租。

1949年2月，陈诚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规定农民佃种地主土地租期不得少于6年，租期期满必须续订租约，鼓励农民改良土地和增加农业生产投入，取消预收地租和押金等一切负担。如果遭遇自然灾害导致歉收，农民可申请减租，收成不足三成应免交地租。耕地出卖或者出典的时候，承租人有优先权。一旦有单方面毁约收回土地、超收和预收地租等现象，地主将被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者罚款。同时为了照顾地主利益还规定，如果农民地租积欠达到2年，地主也可以撤佃。

“三七五减租”实行不久就很快见到了成效。台湾每公顷水稻年产约为6000公斤，减租前佃农应缴租2900公斤左右，减租后仅缴2200公斤，以后的增产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农民平均收入增加了45%左右，这使得佃农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49年农业生产增加了30%左右。佃农购地积极性大为提高，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情况也得到相应改善。

陈诚花了很大工夫做地主们的安抚工作，反复强调减租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际上也保护了地主。为了赢得他们对减租的支持，陈诚还按照减租标准相应减免地主承担的赋税，把日本留下来的公司股票分给地主。1951年，《三七五减租条例》由蒋介石明令公布施行，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封建地主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触及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其减租蓝图难以实现。蒋介石通过对大陆失败教训的总结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就会获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才能在台湾站住脚跟。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与当地的地主势力几乎没有渊源，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台湾土改从“三七五减租”开始，逐步过渡到耕者有其田。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迫使地主放弃了长期拥有的部分地权，使农民与地主有了对等的身份，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被大大地化解了。

为了避免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陈诚在台湾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发行新台币代替法币。陈诚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金融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1949年3月，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三分之一，其余的储备已运台湾和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万两以及银元、美元、珠宝等资产，折合当时的美金5亿元。

随着大陆数千箱珍宝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

1949年的台湾，仓促迁来的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陆续迁来的60万大军日常耗资惊人，月军费开支就达18万两，库存黄金消耗速度飞快。据担任蒋介石政府主计长的周宏涛回忆，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在1950年9月就基本花光了，仅剩下54万多两。另有人认为，运到台湾的黄金多为当年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成色不足，很多只有92%，根本达不到可用标准。如果说那些黄金对台湾最初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作用，那也多半是心理上的，而并不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但美国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而将其排斥在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也不愿意下大力气拯救国民党。1948年，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援华案时，特别强调说明了援华与援欧性质之不同。他认为，援助低能、贪污、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管国民党政府，承担无穷尽的义务和种种严重后果。

1948年11月，宋美龄赴美游说杜鲁门政府紧急军援国民党，却遭冷遇。美国朝野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非常不满，认为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援救蒋政权如同把美元扔进大海。连蒋介石的支持者魏德迈在致杜鲁门的备忘录中也称：1947年7月30日中国私人持有的外汇资产至少有6亿，甚至可能达到15亿美元。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指出，中国在外国银行存款的主要业主就是政府官员。

杜鲁门总统大骂：“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但美国金融界对此无可奉告。杜鲁门抓不到孔宋贪污美国军援的直接证据，也无法核实他们的财产，无法对他们进行打击。

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已批准援助的30亿美元，国民党已用了28.5亿，用完为止，不再增加。拒绝美国顾问团接管指挥国民党军队和美军介入的提议。

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反感与不满也与日俱增。他之所以未公开与美国人翻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处境恶劣，使他不能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50年5月，舟山和海南岛相继陷落，在台的美国外交官员预言国民党政权将很快垮台，敦促美国侨民尽快离开台湾，令国民党政权非常恐慌。

朝鲜战争的爆发挽救了蒋介石政府。美国重新起用这一老盟友，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让国民党找到了生存的契机。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每年都向台湾提供一亿美元以上的贷款，以及很多物资设备，并将国内市场开放，使台湾的出口加工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蒋介石去台以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培植蒋经国接班，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就政治风格而言，蒋经国平易近人，生活朴实，在他执政时期，台湾经济在较为稳定的环境里稳步上升，经济结构突破轻工业为主的格局，开始发展钢铁、汽车、高科技产业。70年代，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石油危机，蒋经国政权面对内外交困，先后推动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六年经建计划，到80年代，台湾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