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的成本

花钱如水：造反的成本

要造反就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的钱，要购买和运输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还要犒赏愿意参加起义的清兵。早在筹备广州乙未起义的时候，孙中山便贸然联系日本驻香港领事，希望日本能够帮助筹措步枪25000支、手枪1000支，以便在两广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此时正是日本军队打进辽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时，日本外交官对突然冒出来的这个人满腹狐疑，不知道是不是清王朝的计谋，自然一口回绝。

到了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不可一世的俄国，给中国人的刺激很大。人们都认为战争结果说明了立宪优于专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感兴趣，而日本政府也想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一些民间人士也主张两国友好交流。于是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中国兴起留日潮。1901年赴日学生人数为274人，1904年增长为1454人，1906年夏就达到12909人。

留日学生们不论是学理学文，不论是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大多具有反满革命思想，而日本也是孙中山等志士的良好活动空间。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90%以上是留日学生，来自中国各地、怀抱革命理想的志士们开始统一组织和行动。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这其中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胡汉民、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等一大批风云人物，这些具有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为筹集军费，同盟会拟定的《军政府宣言》中设计了以下办法：革命军每到之地，官营企业和反抗军政府的官吏家产一律充公；有财产者借用现银；百姓十人养一兵，捐家产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五；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使用。

同盟会高度重视日本的援助，其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报》六条“宗旨”的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当时革命党人普遍存有这样一个想法：日本若能援助革命，可以用满蒙利益来回报日本。这使得日本政府认为孙中山有利用价值，遂动用秘密资金对孙中山的革命进行支持。日本在以此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各种回报许诺的鼓舞，逐步发展了吞并中国的野心。

在日本，也有一些人士真诚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经常在政治家犬养毅家里做客，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并得到他的馈赠。“九一八事变”之后，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主张限制日军行动，抵制关东军制造“满洲国”的行动，结果被军国主义分子暗杀。

1907年到1911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孙中山在两广云南发动的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出现了两次倒孙运动。

本来同盟会的三巨头各有所长，孙中山在海外募款，黄兴在国内一线行动，章太炎办《民报》主笔宣传。但由于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而起义屡屡失败，钱都打了水漂，摇笔杆子的章太炎那里常常要做无米之炊，自然有怨言。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宣布驱逐孙中山，临行前日本政府和财团向他赠款2.3万日元，这是很可观的一笔钱，当时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20－30日元。孙中山给了章太炎2000日元做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精英在东京汇集一堂。

6月，随着日本赠款的细节曝光，和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接连传来，个性傲慢的章太炎终于爆发了。他撕下挂在《民报》报社的孙中山相片，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款项是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私人赠款据为己有，有损同盟会的威信，并要求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

此事一下子弄得满城风雨，倒孙和挺孙的两派激烈争论，直至拳脚相向，最终导致同盟会分裂。1910年2月，章太炎退出同盟会，出任光复会会长，但实际事务都是副会长陶成章负责。

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小团体层出不穷。由于同盟会屡不得手，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决定自己行动，不再奉孙黄的号召。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廉洁清正，深孚众望，他曾经北上计划刺杀慈禧，归途中因缺乏路费几乎饿死。有一次，陶在南洋筹得巨款回到上海，同盟会中部地区领导人陈其美找上门，希望得到一些经费，没想到遭到陶的大骂。陶声称，华侨省吃俭用为革命捐的钱，不会给你去吃喝嫖赌。一文也没给他。陈其美大怒，两人结下梁子。上海刚刚光复，陶成章便被刺，刺客便是陈其美的得力干将蒋介石。

清王朝走到20世纪初的历史关口，吏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的一种常态，用以制约腐败的监察制度也已失灵。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

1900年买官的价码是：京官里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官里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知县999两（据《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而满朝文武在做上官之后，几乎无不忙于争名逐利，以便把自己的投资收回来。这也让一些革命党有了买官打进敌人内部起事的想法。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

光复会在江浙独立推动革命，光复会员、富商许仲卿一捐就是5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徐锡麟生在富商家庭，却舍弃富贵投身革命。1907年7月，安徽巡警学堂督办徐锡麟当众刺杀巡抚恩铭，自己随后英勇就义。虽然这种方式使得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但其成本实在过于高昂。

在长江中游，一些前同盟会会员决定深入清军内部起事。此时，清政府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昔日骁勇的八旗兵被朝廷大笔的钱粮养成了废物，成天热衷于玩鸟唱戏，拉不开弓、上不去马的大有人在，到了清末更是完全依靠汉人当兵维护其统治。

同盟会一向认定军队是革命的死角，除1909年组织广州新军起事外，基本从未顾及过那里。而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在湖北新军中一个人一个人地发展成员，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网络，为即将到来的起义逐渐打下基础。

为了筹款，共进会的居正和焦达峰不惜做贼，潜入寺庙盗金佛，可惜路上遇见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丢下金佛夺路而逃。革命党人刘公家庭富裕，他知道父亲一心要自己做官发财，就以自己想花钱捐官的名义向家里要了5000两银子。不料同样忙于筹款的同志彭楚藩找上门，以要将他押送官府要挟，逼他捐款，惹得刘公很是不悦：“我本来就是从家里骗钱革命的，你又来吓唬我！”

清末陆军中学堂学生进行沙盘作业。这些统治力量中孕育了革命的种子。

在革命队伍分化之际，屡战屡败的同盟会决心集会中精英与清政府决一死战，破釜沉舟以推动革命。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800人组成敢死队，于1911年4月发动起义。这次同盟会下了最大的决心，准备枪械600余支、经费15万元，筹备时间长达半年。广州革命党人原定4月26日起义，因泄密而延缓一日。27日下午，前线总指挥黄兴与100多名敢死队员以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英雄气概，孤军发动攻击，结果86人遇难，遗体72具葬于黄花岗。

这次失败对同盟会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是武器与经费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骨干成员的损失。孙中山在祭文中沉痛告白：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一时间，革命似乎进入了低潮。

虽然起义失败，清朝的统治秩序表面恢复，但牺牲的革命党人受到广泛的尊崇。各界民众公开同情、宣传、祭奠黄花岗烈士，清朝官吏对此十分无奈而无法制止。革命党人在乡村公开活动，城市居民也是人心思变，反对清王朝的“大逆不道”言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