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创新理论

一、一般创新理论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

一般创新概念和理论最早是由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他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以创新为中心，把历史、统计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建立了以创新为特色的动态经济发展理论，并用来解释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过程。该理论对西方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1]“这里显然也会出现各种现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出现企业家的行动。”^[2]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将一种新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种生产函数的变动包括以下五种情况：①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采用一种产品的新特性；②开辟一个新市场；③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④得到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给来源；⑤实行一种新的工业企业组织形式。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发展的分析，其主要内容包括：

1.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熊彼特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实现新生产要素的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实现成为企业，把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人们称为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企业家之所以进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创新，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创新给他们带来了赢利机会。但与此同时，如果被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他们的这种赢利机会也就趋于消失。因为随着创新浪潮的到来，对新事物的垄断将被打破，竞争加剧导致产品价格下降，最终导致经济收缩。因此为了赢利，企业家又要重新创新，而每一次创新从实现到模仿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2.以创新循环解释经济发展周期

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创新是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过程不只是表现为简单的“纯模式”（第一次浪潮），而是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的周期性模式。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指创新所在的行业的创新浪潮，“第二次浪潮”是指由第一次浪潮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高潮。经济周期中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就是由创新的两次浪潮所引起的。第一次创新浪潮中，创新扩大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引起了银行信用的扩张，促使生产资料部门加大投资、扩大规模，继而拉动消费品需求，使整个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之后，出现很多与创新无关的投资机会，即出现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的出现极易导致投资过度和投机行为的发生，而第二次浪潮无法对投资过度和投机行为产生的后果进行自动调整以达到新平衡，因此经济就会呈现“衰退”景象。经济衰退带来的恐慌会严重抑制生产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陷入普遍的“萧条”。在萧条阶段，投资过度和投机行为逐渐消失，但经济活动遭到破坏，因此，经济出现一个调整、恢复过程，这就是复苏阶段。当经济复苏后，要再次走向繁荣，就必须重新进行创新。

（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分支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对创新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创新理论另外的两个重要分支：

1.技术学派的创新理论

技术学派的创新理论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强调技术创新在现代技术进步和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技术进步作为现代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Kuzbets）所说：“标志着现今这个经济时代的重大创新是科学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生产领域……经济增长的冲动是由重大的技术创新带来的。”^[3]

技术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莫尔顿·卡曼（Monton.Kamein）、南赛·施瓦茨（Naoy.L.Schwartz）、爱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保罗·戴维、格里奇斯（Z.Griliches）。

20世纪70年代，莫尔顿·卡曼、南赛·施瓦茨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他们认为：“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是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4]

（1）竞争程度影响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因为一般而言，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产品成本，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因此，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也越高。

（2）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而言，企业的垄断程度相对越高，它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就越不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因此，它所获得垄断利润的时间也就越长，技术创新的持续维持时间也就越长；反之，则创新持续时间短。

（3）基于上述两点，因此最适合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处于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因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虽然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较高，但由于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因而缺乏进行技术创新所需的人、财、物及保证技术创新的垄断力量。而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一般企业规模较大，且具有较长时期高额的垄断利润，虽然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力量，但缺乏进行重大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能促进最高速度创新活动的市场结构是中等竞争程度的市场结构即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因为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具有上述两种市场结构的优点，企业的规模最适合于创新。

20世纪60年代初，曼斯菲尔德在注重技术推广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模仿”、“守成”、“模仿率”、“守成率”等概念。他认为，当某些企业进行了技术创新以后，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企业进行“模仿”，同时也有一些企业可能会继续使用原来的技术而“守成”。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数量占该部门企业总数之比，即“模仿率”。不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数量占该部门企业总数之比，即“守成率”。

1971年，保罗·戴维在发表的《内战前中西部的收割机械化》论文中，以收割机的推广过程为例，阐述了降低企业采用新技术的“规模起始点”是推广新技术的关键。“规模起始点”是指一个企业采用新技术至少要达到的规模。

1971年，格里奇斯在他发表的《杂交玉米和创新经济学》理论中，进一步总结了新技术的推广过程所呈现的规律性特征，他认为新技术的推广一般要经过三个过程：第一是低速阶段，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在开始时总是缓慢的；第二是加速阶段，一旦新技术试用成功后进入商业上最适宜采用的地区后，便会迅速推广开来；第三是水平阶段，当新技术推广到一定程度后，其推广速度随收益率的下降而逐渐放缓和最终保持水平状态。

2.制度学派的创新理论

制度学派的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的另一分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Le.Davis）和道格拉斯·诺斯（D.C.North）。他们两人在1971年合著的《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对制度创新进行了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论述。

戴维斯和诺斯所指的制度创新，是指能获得潜在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如股份公司的出现、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行等，它实际上是以建立新的组织形式或管理形式为标志。

对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戴维斯和诺斯认为主要有三个：

（1）市场规模。根据规模效益原理，市场规模越大，降低成本以增加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市场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而企业规模扩大后，为了使投入产出比更高，就需要对原有生产规模下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进行变革，以使潜在的收益变成现实。

（2）生产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后，改变原有组织经营管理的形式有较大的利益可图；同时技术进步引起生产的集中，使人口流向经济中心的大城市。这样，对大城市的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获得潜在的利益。

（3）一定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当人们对现有制度投入产出比的看法发生变化，就会通过制度创新来使自己适应预期收入变化后的情况，以避免预期收入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发生。

对制度创新的过程，戴维斯和诺斯认为，由于受现行法律的制约，受新旧制度交替过渡时间的影响，加上新制度自身产生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制度创新有一个时滞过程，一般要经过五个阶段：①由那些预见到潜在利益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获得潜在利益的人组成“第一行动集团”。②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创新方案。③“第一行动集团”对提出的所有新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选出最佳方案。④由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组成“第二行动集团”。⑤由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完成，最终实现制度创新。

上述五个阶段后所实现的制度创新如果不能再带来额外的收益时，制度创新就会停止，即出现制度均衡的局面。这种均衡局面直到出现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即外部条件的变化产生潜在利益时才会被打破。因此，制度创新实际是一个创新→均衡→再创新→再均衡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戴维斯和诺斯认为，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较社会团体和个人更具有优越性。首先，因为在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实施制度创新才能获得潜在的收益。其次，因为制度创新成本高，为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所不能承受，只有政府才能承受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成本。最后，在获取潜在利益时，受到私人产权的影响，只有借助政府的强制力量才能实现制度创新。正是由于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优越性，所以才加大了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熊彼特创新及其发展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了诠释，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的内容。强调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提高生产力中的作用，以及由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存在片面性，熊彼特创新理论过分强调了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在创新及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技术创新理论过分地强调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关系及其变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制度创新理论把制度变革的原因归于谋取最大利益的经济因素，完全否定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因此，创新理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论述具有片面性。尽管创新理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不能否认创新理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这些理论的一些观点如有关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对本书的研究仍不失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