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资本”中的财税思想

二、“节制资本”中的财税思想

孙中山对欧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制度和它带来的社会贫富悬殊深恶痛绝。他说:“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在那些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71]以致“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深”。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72]用什么具体办法来克服私人资本发达造成的贫富分化呢?在所有制方面，他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办法。

中国现代型的国有企业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创办以后弊端丛生，迄19世纪末，洋务国有企业纷纷转换经营机制，向官督商办、商办企业转化。当时许多企业家和学者主张发展私有企业，呼吁国家少干预企业经营。孙中山和他们不同，主张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应该说，孙中山对于私营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的高效率是有较充分的认识的。他与一位外国记者谈话时说过:“余亦深知经验已告吾人以国家社会主义确有缺点，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73]他曾说:“私人之经营，往往并日兼程，晷之不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时计日，六时办事，至七时则认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而犹不足。”因而“有官办之十年不成，私办三五年可就者”。^[74]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抉择中，孙中山选择了公平优先。他说，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75]。他认为“那种少数人的富，是假富;多数人的富，才是真富”^[76]。

因此，孙中山在提出“平均地权”以解决农村贫富悬殊问题的同时，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又提出了在城市消除两极分化的“节制资本”的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77]

除了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空间外，孙中山还主张通过税收这个工具“节制资本”。他认为“资本家的入息极多”，而依“从前的旧税法”，“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之于一般贫民。资本家对于国家只享权利，毫不尽义务，那是很不公平的”。^[78]“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79]，他认为直接税是调节贫富不均的有效办法:“行这种办法，就是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80]。关于所得税和遗产税，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曾不断有人提及，但提议者多从增加税收方面立论，从未有人像孙中山那样公开主张以累进税制作为节制资本、解决分配不公的主要手段。“以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有损资本家利润的所得税制而能加以赞扬，足见他企图防止资本主义弊害和贫富悬殊的思想要求之强烈。”^[81]

孙中山节富助贫的财税思想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遵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强调收入分配的平等，“均富”被写入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党纲。由于台湾当局花了不少力气贯彻均富执政理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分配恶化不同，台湾地区长期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分配优化的“和谐”局面，在国际上被誉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据统计，1953～1980年，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不断下降;1953年为0.558，1961年为0.461，1972年为0.301，1980年为0.28。^[82]台湾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收入与最贫困的20%的收入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处于5∶1之下。^[83]而同时期的同样创造过经济增长奇迹的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持续高涨中，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如新加坡，1990年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与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之比为9.6∶1。^[84]香港的贫富分化更加悬殊，1964年，香港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与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之比为12.6∶1。1974年这个比例虽有下降，但仍高达11.5∶1。^[85]至于韩国，1980年基尼系数为0.3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