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的演变

一、财税体制的演变

国民政府后期，财税体制有一个从战时财政向平时财政的转变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案》及《地方自治之决议案》，其中对战后财税体制改革的有关政策作了明确决定，以推动战时财政向平时财政的转型。如裁撤过分利得税，恢复平时税制;对战时实施减免关税之进口货品，除有关国防、经济建设切实需要者外，恢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进口税则所订之税率;将田赋或土地税、契税全部划归自治财政系统。

1946年3月4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上作出了《地方行政报告决议案》，决定改变战时“虚省实县”的财政体制，恢复战前财政体制的中央、省、县三级制。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财政应渐由战时转入平时。我国现行租税制度多已重新检讨，加以改进，期能适应今后建国的需要”。^[1]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行政院长宋子文与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提出的《拟请修改现行财政收支系统以期中央地方平衡发展案》。该提案认为抗战已胜利结束，行将实行“宪政”，中国幅员辽阔，县(市)单位数以千计，承上启下，省实居重要地位，省级财政亦宜恢复。因而，提出恢复三级财政收支系统，以期各级政府所管政务事业获得平衡发展。1946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第四次全国财政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对财政收支系统法进行修订。

194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财政收支系统法》及《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新的《财政收入系统法》规定财政收支系统分为中央;省、院辖市;县(市)及相当于县(市)的区三级。与此同时，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的税源作了重新划分。

1945年初至1947年，国民政府着手战时财税体制向平时财税体制的转型工作，重点致力于各项财税法制的建设与调整。从财税立法的角度看，各种财税章制渐趋完善，大体上建立起资本主义近代财政体系的框架。

但从1946年起，由于中国内战硝烟又起，为满足内战所需，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运用财税工具，不遗余力聚敛民财，筹措战费，不断修正各种税法，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改变计税或征税方法，强化执法力度。经过8年对日作战，民力已竭，人民亟待休养生息，重整经济。但国民党政府却倒行逆施，以致战后的各项税收收入，按购买力计算仍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财政赤字愈趋严重。为弥补财政亏空，不惜以剧烈通货膨胀为手段，强行榨取，加之吏治腐败，贪污横行，以致经过不断修订，已形成完备的财政体系，不能发挥其在财政上应起的正常作用，现代财税体制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