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款存放典当生息

1.官款存放典当生息

在官银钱号及国家银行还未设立以前，国库及地方各库款项多存放典杂各商生息，其利息率大约是一分上下。“在昔，官款多发典生息，但各类典当中，仅号称公典之典当有之。福州当铺，以前名为‘朝廷税典’，盖当满清盛时，藩司、盐道、粮道各库公款富足，各拨一部分款项存储当铺。当铺给以七八厘利息，故有此称。”^[12]

(1)首先要说的是清帝室的存当款项。清内务府“掌理内廷婚丧大事、园陵工程及帝后日常生活等项庶务”。“在乾嘉以前，并无固定经费，其收入则有官户之佃租房租，官当之利息及各税关监督罚赔银两，各王公大臣之罚俸，贪官污吏之抄没财产，并绸缎、皮张、衣服、磁、茶、各色金两之变价。”^[13]

(2)四川重庆夔州二营兵饷四万一千九百余两，由官自行设典生息充赏，每年得息银五千三四百两。乾隆三十年(1765)，川督阿尔泰奏请在盐茶项下支领一万四千五百余两，交宝川局加铸二卯钱文，除扣工料外，可得息银七千七百余两。并言:当店官为经理，杂费既多，兵弁差操多误，或恐有私渐挪移之弊，不若将官典概行停止。得旨允行^[14]。

(3)乾隆四十七年(1782)，“奏准晋省商人年额采办铜十万斤……共需贴银二万一千二百两，于典商生息银内动支余剩息银二千八百两，积存司库，遇有添炉加铸，即作办铜贴费之用”^[15]。

(4)道光二年(1822)，江南总督孙玉庭等奏复查江苏省摊捐各款，确核筹议一折，请于司库筹拨银两生息，奉上谕:“著照所请，即于江苏藩库耗羡等项下，拨银十万两，发典生息，每年共得息银一万二千两，是遇事摊捐之款已酌减十分之四，各属州县尽可从容办公。”^[16]

(5)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二十七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奏，排练虎门炮台，岁需经费八千五百两，除由内河巡船节省每年二千两及洋商捐款每年三千两外，尚差三千五百两，兹由该省督抚以下至各州县，共捐银三万五千两，“作为本银，发交广州府属六大县典商承领，周年一分起息，递年可得息银三千五百两，合并拨给节省巡船口粮、洋商认捐两项银五千两，每年统共得银八千五百两”。^[17]

(6)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添造尖沙嘴炮台及官涌炮台工料银三万二千两，因“国家经费有常，仍不敢请动帑项。臣等公同筹划，查有前山营生息银一项，系由洋商捐银，发交当商生息，前于嘉庆十四年奏明作为添设前山营兵饷之用，按年核实支销，已届三十年之久，因而存有赢余，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报部册开实存银五万三千八百余两。前项炮台工料之资，合无仰恳圣恩，准于前山营生息银两动支，并免造册报销”^[18]。

(7)咸丰三年(1853)，户部奏:“请暂行银票期票，仿照内务府官钱铺之法，开设官银钱号，以便支取，并请除各省盐商帑本毋庸议提外，于各省当杂各商生息帑本内。每省酌提十分之三，由该州县解交藩库，勒限三个月，由藩司造册报部候拨。”^[19]

(8)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初四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筹拨织布局官本折，奏请“除向商号暂借及挪借善后局闲款垫用外，把湖北藩司善后局向来存当生息的善举公款十万两也自各当店提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