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货币学说

一、孙中山的货币学说

孙中山研读过马克思和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⁴⁾，且从中得到启示。他对货币的本质，采取正面论述的方式展开讨论，意味深长地发问道:“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又说:“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正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话:“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⁵⁾”酷类，只是马克思的话说得更专业而幽默些。

货币的起源。孙中山在《心理建设》一文中写道:“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亦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渐而好之者愈多，成为普通之风尚，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由物物交换过渡到货币关系，这符合货币起源的历史过程，在现象上是正确的。

货币的本质。孙中山认为:“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之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⁶⁾”。中准有一般等价物的涵义，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等价物，因为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价值的表现形态出发，而中准则从商品交换的中介作用出发，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尺度职能不能等同于价格和价格标准，而中准显然对这两者未加以区别。这说明孙中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性质的解释，对于货币商品性的认识较为明确，且清楚地知道商品是人类劳动的生产物(“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余，出而求交易也”)，孙中山能够准确地把握货币商品性和商品是劳动体化物性质，值得充分肯定。

可“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的认识似不够全面。金钱，即货币是货物，是商品，劳动生产物的认识该说是正确的。可货币不啻是普通商品，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特殊商品，它不啻具有普通商品的自然属性所赋予的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且具有普通商品所不具有的社会属性所赋予的社会使用价值。对此，孙中山没有认识，他只简单地把货币与普通商品等同划一，未继续深入分析考察它们的异同。他还错误地将金属货币与纸币的职能作用混为一谈。

钱币不过是“货财之代表”，其产生原因就在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⁷⁾”。要知道“货币不是符号”，货币是“商品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形成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结晶⁽⁸⁾”。孙中山货币理论上的自我否定显然是一种倒退，因为他认为货币只是简单的符号，物质财富(货财)的代表，所以货币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奇能力，“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⁹⁾”。这种认识就不对了。他强调了金钱的普通商品性，从而否定了金钱的万能性，否定了金钱拜物教，这是正确的，值得称赞。可没有商品买卖，金货币只是丧失了货币一般等价物作用，它本身还是商品，是有用之物，不等于泥沙。不等于说连货币的商品性质也不承认，货币成了单纯符号、代表，则货币也就不成其为货币了。他同时否定了货币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属性，从而否定了它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因而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倒洗澡水时连同孩子一同倒掉了。

货币具有交易中介、价格标准两个基本职能。这一认识没有问题，且早为我国先哲所掌握并加以阐述。孙中山与他的前辈一样特别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远胜过价值尺度。因而置交易中介职能于首位，置价值尺度于后，说明他对货币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历史演进性了解得还不够透彻，因而只是从现象形态得出结论，殊不知没有价值尺度的理论上的准备，流通手段职能则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无法发挥其中介作用了。何况他对货币其他职能的认识也不够深刻，往往只是一带而过，显得较为肤浅而不够重视。

社会形态与货币交换。孙中山依照交换形态与货币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区划人类社会为需要、安适和繁荣三个时代。他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里已经存在社会分工，生产者通过物物交换，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一时期生产和交换者的最大欲望就是为了满足自身暖饱的需要外无所求，亦不能求，故名“需要时代”。在第二个时代交易进一步扩大，先是“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产生了货币。后来金钱又成为百货的中准，人类开始萌生欲望，利用货币，有致安适之具，“进步加速，文明发达，物质繁昌，”于是步入安适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在机器发明之后，生产过剩，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拓展国外市场，利世的风尚继而盛行奢侈，大宗交易用金钱就显得很不方便，市场上也没有那么多金钱，因此市场上多用契券⁽¹⁰⁾而不用金钱，契券取代了金钱。一次大战后，“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货币量不再受金银量的限制，货币财富大为增加，社会步入繁荣时代。货币形态的变化是交换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与不同阶段上一定的商品交换形态相适应，并为之服务。而商品交换受商品生产的制约，最终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然，它确能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性质，惟其如此，“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¹¹⁾”。而社会时代是由生产方式确定，不同的生产关系规定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规定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固然孙中山的观点接受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它是有待商榷的。

金属货币终将被纸币取代的客观必然性。孙中山认识到:“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¹²⁾”。就是说，纸币取金属货币而代之是生产力发达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近代机器发明以后，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商品经济极大繁荣，“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商业活动“已出乎金钱范围之外。”交易活动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由原来的一手付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发展为期货交易。大宗交易因现金交易“费时费力，已不胜其烦，”这样搞期货交易，既可省去主客彼此“运送之劳矣，且免却运送时之种种盗窃、遗失、意外等危险矣。其节时省事，并得安全无虞，为利之大”，“实有不可思议者⁽¹³⁾”。这一分析说明的是在发挥支付手段职能过程中，信用货币应运而生。如其所说，涉及的只是契券，即信用货币，却未曾分析与阐述纸币的产生及其原因。

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孙中山作出明确的阐述:“资本原非专指金钱而言，机器、土地莫不皆是⁽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