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瑬货币学说的批判

三、对王瑬货币学说的批判

许氏兄弟以货币金属论为武器，针对王瑬《钱币刍言》所谓的行钞之利，尤其是二十二利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前面已多所述及，这里择其要者作一专门介绍。

一是以货币须有内在价值为理论依据，对王瑬货币名目论主张的“钞直(值)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展开批判。许楣说:“前代之钞直(值)，未尝不一定也，商贾犹今之商贾也，然物重钞轻，史不绝书，非低昂而何?”并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任意确定纸币面值的“虚价”、“浮价”及优惠办法间的自相矛盾，笑话百出，一贯钞票从官府兑换铜钱只能得九百文，即“虚其百”了;而向官府输纳钞票时，一贯则需外加一百文，即“浮其百”，并不等商贾低昂之，官府已自行低昂之了。举例说明:“加一分之利，则钞文一贯，而买之实止九百。甲有物而货于市，其值千钱，乙以千钱偿之，丙以钞一贯偿之。取乙之钱，则以九百买钞而余百钞，取丙之钞，则百钱之余无有矣。将取乙之钱乎，取丙之钞乎?”⁽⁷⁰⁾。并指出:“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虽尽蠲(juān，除去)天下之赋可矣，如不能何⁽⁷¹⁾!”许梿也在按语里明确指出，国家有权力确定纸币的票面价值，却无权力确定纸币在流通中所代表的实际价值:“今商贾用银一两只是一两，用钱一千只是一千。银钱互易，乃见低昂;钞文一贯亦只是一贯，然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⁷²⁾!”

针对王瑬宣扬的国赋一皆收钞，不愁百姓不以银易钞，以及国赋收钞，使民晓得钞之即可当银，则皆贵钞，不愁百姓不以银易钞的痴人狂语，许楣批驳道:纸币除了向政府输纳的以外都是虚纸!“假令行交会之始，即多出虚纸以易民钱，而第(只)令分其什之三四以输税，则民皆知输税之外，尽为虚纸，谁复肯以现钱易虚纸哉⁽⁷³⁾”?这一回击十分有力，但有片面性。认为不兑现纸币都是虚纸，在理论上否定不兑现纸币的合理性，表现为局限性。

王瑬否认滥发纸币会引发物价腾踊，并狡辩道:“妄言行钞则物价腾踊，不知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许楣批驳道:“谓行钞而物价腾踊，此论者不善立说之过。夫以万贯老钞一饼，非饼之贵，乃老钞之贱耳。董(卓)、石(季龙)之乱，则诚米贵，而非钱与金之贱也⁽⁷⁴⁾”。指出王瑬混淆了纸币与金属货币的界限，值得肯定。可许楣自己混淆了铸币与金属货币的界限，铸币可以足值，也可以不足值，铸币还会向纸币转化，即由价值实体向价值符号的转化，是由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特征决定的。在这点上，许楣的认识是片面的，表现出局限性。

王瑬认为纸币就是财富，“国赋一皆收钞，则无火耗(正赋外的加派)之加派”。许楣反驳道:“钞可当钱，则岂但无火耗之加派而已，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虽尽蠲天下之赋可矣，如不能何⁽⁷⁵⁾!”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本身就是一项不受控制的额外附加税，套在百姓身上的又一根经济剥削压榨的锁链。这是对货币名目论切中要害，揭露无遗的批判。

二是驳斥了王瑬为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所作的种种辩解。针对王瑬“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岂必先务积银也哉”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朝廷以行钞为名，行掠夺民间白银之实所制造的烟幕。“百姓家有亿万之银，而国家造钞以易之，是以钞为易银之本耳，何尝以银为用钞之本。而况宋不能以无钱之交子易民之钱，今安能以无银之钞易民之银哉⁽⁷⁶⁾?”王瑬打着以民间所有之银为用钞之本的旗号为国家行骗的假面具被许楣撕了下来，并确信这样的骗术以前尚且不能生效，而今绝无生效之理!针对玉瑬“国赋一皆收钞，何为其不以银易钞”的宣传，许楣揭露他利用国赋收钞进行掠夺及行骗的实质，不过是令以钞输赋，以示钞之可以行用，诱民以银易钞，而使百姓群趋于钞，故“今议者于行钞之始，即欲以虚钞尽易天下之银⁽⁷⁷⁾”。针对王瑬的富家“一闻变法”，悉出土窖藏银易钞，则通货不畅，窖藏白银的恶习将会改变的妄说，许梿指出这是天方夜谭式的梦呓，百姓不啻不会去兑换，而且会把存放手边，本不准备窖藏的白银也会深埋地下。因为他们不放心，“盖以之取息于钱庄，则虑其没银而还钞;以之居货，则虑官吏之强以钞市也⁽⁷⁸⁾”。存放在钱庄或经营工商都不如窖藏安全保险，万无一失。在通货膨胀情况下，“藏实弃虚”，谁不如此。倘一概而论，则又不免犯片面性的错误。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不容抹煞。

三是对王瑬行钞技术的批驳。王瑬闭门造车，单凭主观想象设计出币改方案，与货币流通现况相舛午，无法付诸实施。例如他宣扬所谓“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币”，“一时楮币重于黄金”，并主张藏钞皆用函，官库及富家以黄金，贫者以石，则火不能灾。许楣反驳他的这个荒谬说法和幼稚主张是颠倒是非贵贱的昏话:楮币不行，以金帛易之而重，吾见黄金之重于楮币，未见楮币之重于黄金的怪事。如果楮币重于黄金，百姓何不宝藏楮币，而甘愿兑换金帛，又何必费此唇舌，岂非无稽之谈。何况千贯大钞，长尺而阔二三丈，卷之盈握，函长过此钞卷，厚以分计，一函的工本亦需黄金三四十两。以近时金价计算，可值千贯。于是“以千贯之函，藏千贯之钞。钞而可用，是函与钞同价也。钞而不可用，则以黄金藏废楮矣⁽⁷⁹⁾”。岂非咄咄怪事。王瑬还奢谈“大钞则用善书者，笔迹可验，其余则监造大臣皆自书名，作伪者必不能以一人而摹众字。”许楣同样拆穿了他的谎言，指出赵、董、文、祝的墨迹，不是细心巨眼，总是真以为伪，伪以为真。当然善书者的书法赶不上赵董文祝，而天下的细心巨眼又少，怎么可能做到人人辨之?加之监造大臣或者一岁一换，或一月一换，或朝任而暮罢，都在所难免，则为人多了去了。以如此众多人的笔迹散布天下，“果若人书耶?未可知也，其非若人书耶?未可知也，又焉得人人而辨之?”话至此还不算完，许梿更穷究不舍，进而算了一笔细账。一人终日疾书不过三千字，一年不过百余万字，合计三十人之力，竭尽终岁之劳苦，分别署写姓名，不过一千万贯之钞，何况造钞不止千万贯。所以，即便“令监造大臣久任不易，亦难皆自书名⁽⁸⁰⁾”。这种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四处张扬，不过是欺世盗名，招摇过市。王瑬还以为可“随处立辨钞真伪之人”，以防止伪钞流弊。许楣揭穿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立一人则只一人，立十人则只十人，势不能遍布民间各个角落，而且在一处则只管一处，名曰随处，实际上根本达不到。正是言过其实，不负责任。

对王瑬分省行钞的批驳。许楣指出，分省行钞，省际之间必须以钞易钞，而又必须在通衢大邑，这是困天下之行旅，不能绕道他出，不可由径取捷，或者遇到风水雨雪昏暮，急于易钞行用，官局尚远，又该如何是好呢?诸多不便由此产生。许梿则从官府的角度分析其弊，认为通衢大邑只设一个官局必定“日不暇给”。以江苏而论，每日商贾不下千百，都须验钞易钞，只怕官局亦当日不暇给。何况“局中人皆为在官人役，其势如虎，民以他省钞至，不换则不可用，换则刁难勒索，控官所费愈大，不受其鱼肉不止矣⁽⁸¹⁾”。兑换不便，加之衙门作风如狼似虎，加紧利用兑换盘剥敲诈，将不利于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总之，许氏兄弟持货币金属论观点，认识上有片面性，理论上也不够科学和完整之处。可在批判王瑬的货币名目论观点，特别是在揭露王瑬为统治者张目，制造理论依据，利用纸币发行恣意掠夺人民财富，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市场萧条，民不聊生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进步的社会作用。他代表着市民利益，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适应了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之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理论中统治阶级和通货膨胀政策的思想武器。在货币理论方面，他们是我国传统货币金融理论最后的，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货币理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