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论“广即山殖货”

一、陆贽论“广即山殖货”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代著名政治家，在国家管理经济方面多有独到见识。18岁中进士，代宗时官至监察御史，德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受皇帝赏识，参与机谋，有“内相”之称，贞元八年(792)拜相(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敢于直言相谏，因揭发裴延龄虚报盈余，以国库钱财转入天子私库，十年冬被罢相，贬为太子宾客，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居忠州十年，闭门静处，人不识其面。作有《翰苑集》，今有点校本《陆贽集》通行。

贞元十年(794)身为宰相的陆贽向德宗李适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奏议，较为集中地针对钱重、钱乏问题，发表了他的对策见解和他的理论根据，我们依其表述顺序，摘录原文如次:

“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

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税舍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列圣遗典，粲然可证，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³⁷⁾。”

“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有粜盐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纳其资，苟消息合宜，则钱可收矣。钱可收，固可以敛轻为重;钱不乏，固可以散重为轻。弛张在官，何所不可?虑无所给，是未知方⁽³⁸⁾。”

陆贽在肯定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物之贵贱，交易难准后，突出强调了货币在调节价格贵贱高低，市场交换，财富集散转移，货物吞吐流通，此中的集散弛张活动都离不开货币，其所谓贵贱失去平衡，以致物流与货币分布不合理，交易就难以按标准比较把握，这就关系着货币价值尺度职能作用发挥得是否正常，是否充分等问题。同样，立货泉之法，是讲货币既要像涌泉般川流不息，又要遵其法则规矩，自然应该包括货币流通法则，以及货币制度相关内容，有货物的价格贵贱会不会失去均衡，人们交易时会不会难以把握价格标准，又调节价格的涨落，财富的聚散，钱币的投放与回笼，货币政策的紧缩与放松，都要运用货币，建立币制，制定法规。足见陆贽继承了管子轻重理论，强调官府对币制的把握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在反对两税法的折纳计钱辩论中，提出调节财富的大权是治理国家的财权，要由国家掌控，不能移交下面。古之圣人之所以从山泽采铜，铸造货币，就是要由国家来垄断铸币的一切利益而不与他人共享。哪有禁止百姓铸钱，却又以钱币计税的道理。于是贫者破产，向富室举贷，富室积蓄财货，私下操控财货及其价格波动的权力。百姓贫困，国家财利流失，现在社会的弊病，就在于此。

陆贽质疑百姓不能生产什么而缴纳什么的深意就在于，给百姓减负、减税。“幸年谷屡丰，兵车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盖以事逐情生，费从事广，物有剂而用无节，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约其用，非但可以布帛为税，虽更减其税亦可也。苟务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陆贽不愧是中国减赋政策主张的第一人。在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实行两税法，又未向流通等比例地增加钱币投放，怎么能不令人置疑责难，更何况陆贽还有他的其他货币理论和见解。

陆贽发表著名的“物贱由乎钱少”、“物贵由乎钱多”的论述，使他成为我国古代货币数量论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他看来，用今天的话说，官吏的薪俸、士兵的装备，虽说是用布匹和粮食配发的，却都是按照时令的变化收购分发，于是权衡物价的高低贵贱就必须运用货币，它们靠什么获取和供给呢?回答是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而不许私铸，那么货物价格便宜便是由于缺少钱币，缺少钱币则钱币的价格就会昂扬，钱币价高就该增加铸造并投放到流通中去，使货币购买力下滑;而货物的价格昂贵则是由于货币膨胀，钱币在流通中过多，它的价格跌落，即购买力降低，政府就该回笼钱币，使货币购买力回升。因此，在他看来物价的高低，就取决于流通中钱币的多少，而钱币的多少又在于官府对投放与回笼的把控，即“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可见，陆贽认为货币数量决定物价高低;反之，从物价的高低也可以检测流通中货币的多少。因而物之系于钱，钱之系于官，国家完全可以根据流通中的实际需要，来决定是否投放或回笼货币，从而调节流通中货币的轻重。陆贽的中国古代货币数量思想是在论证国家财政制度两税法的过程中，看似不经意间提出来的，其实是他经过认真思考，在继承了《管子》轻重理论，特别是供求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于货币与物价关系所作的最明晰、最完整的表述;是经过认真考察、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人在总结前人认识基础之上，对于货币与价格关系认识的思想结晶。比较英国最早系统表述货币数量论的大卫·休谟要早出一千年，当然陆贽论述的环境不同，论述的深刻程度也有所不同。

国家既然具有调控流通中货币轻重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陆贽就认为应该通过上山开采铜矿的成效，严格落实禁止用铜制造器物的法令，采取既开又杜的办法来增加流通中的钱币。而且他认为只要调控得当，流通就不会再出现钱币短缺现象。即“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问题是官府能否根据实际需要增加铸造和投放，又官府能否做到调控得当，以及措施得当，数量得当，时间得当。陆贽未深说，我们也不便枉加评论。至少当时的政府肯不肯不以财政利益为首选，来保证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铸造出高质量、数量足够的钱币，是该心知肚明的。如果做不到，钱乏之难以缓解是肯定的，同样，禁铜能否从上边做起，上自皇帝、勋贵名臣能先垂范躬行，否则，只是一纸空文，疏堵如何做到。至于净回笼的货币是投放出去，还是积蓄于国库，进入贮藏状态，同样不得而知。身为宰相尚且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其思想的实践性，或者说对于实践的指导性，也就令人置疑了。

而且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卖盐来回笼货币，酒类专卖来吸纳货币，如果流通中钱币增减得当，还可以实现净回笼。只要有了净回笼，则官府也就有可能增加货币供给，使物由贵变贱。货币的敛集和投放都由政府掌控，有什么办不到的呢?担心不能保证货币供给，是不懂调控货币流通的方法，还是另有其他难处，亦未可知。

贞元十二年，河南齐抗(740—804)提出“鼓铸以助国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