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高利贷

二、《孟子》论高利贷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就学于孔子曾孙子思。游说诸侯，往返奔波于魏、齐、宋、腾等国，齐宣王时为卿士，食禄鍾。《孟子》为他与弟子所著，共七篇，每篇都有上下。

孟子对高利贷剥削表示了强烈不满，予以公开谴责。指责当政者:“为民父母，使民盻盻(xì，恨视)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³²⁾”。他分析了产生高利贷的直接原因是终岁勤劳，不得以养父母，间接原因是苛政猛于虎，使百姓盻盻然。剥削的繁重，威胁着劳动者的生存，使之无力养老抚幼，这正是高利贷赖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社会经济原因。其后果是老稚转乎沟壑，暴尸荒野，高利贷盘剥的狰狞面目被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他从民本论出发，认为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该是给民众造福，在实务方面要爱民、养民、惠民、惜民、恤民、教民，反对苛政，更反对将百姓推入高利贷的陷阱，使之遭受雪上加霜般地摧残，骨吸髓式地榨取。

与此同时，发生了齐湣王的相国孟尝君(姓田名文)的食客冯(谖)在其封邑薛地豁免债务的事情。在收债过程中，冯对无力偿还的当众烧毁借据，免除他们的债务。孟尝君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答道，无力偿还的，十年后所需付息更多，债逼急了一逃了之，对你治理薛地又有什么好处。说明当时小生产者为生活所迫而举债的已不在少数，利息的重负又迫使他们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构成社会的不安定。

据《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章》记载，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或云周赧王十五(前300)⁽³³⁾，“孟尝君出记(文告)，问门下诸客:‘谁习(熟悉)计会(会计)，能为文收责(债)于薛(今山东籐县东南)者乎?’冯谖署(签字)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古代债券，分为两半，有齿，借贷双方各执其一，齿合为凭)而行，辞曰:‘责毕(全)收，以何市(买)而反(返)?’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赶车)而之(至)薛，使吏(管事人)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验证合同)，券合，起(迄之误，尽也)，矫命(假托孟的命令)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充实)外廐，美人充(充满)下陈(阶前)，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就此事的情节而言，《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所记与此颇有不同。大意是讲，孟尝君相齐，封万户于薛。孟有食客三千，邑不足以奉客，使人贷钱于薛。岁余，冯去收债。“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孟尝君闻后怒，责问他，他答道:“不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债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心存感念，乃拊手而谢之。太史公所记将能够支付利息与不能支付的区分开来;不能支付的，近期有能力支付的与根本无力支付的又区分开来，这种细节的陈述，令人信服，感到入情入理，更贴近史实，《战国策》的记述则显得过于粗线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