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论高利贷杀人

一、吕坤论高利贷杀人

吕坤(1536—1617)，初字顺叔，后改叔简，别号心吾、新吾、晚号抱独居士，了醒亭居士，河南宁陵县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户部主事、郎中、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上忧危疏，陈天下安危，不报，遂称病去职。返乡二十年，专事著述，抨击道学的神秘主义教理，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学术上敢于坚持自得，敢于打破传统，不迷信权威。主要著作《去伪斋集》、《实政录》、《呻吟语》等多种。今有点校本《吕坤全集》刊行。

吕坤思想的根基是重民及民本，在经济思想方面，他宣传富民作用，主张“利”要在下，“势”要在上，“帝王者势力之要也”。他抨击明廷催科苛重，已使百姓“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³⁸⁾”。他已觉察到社会经济危机可能随时爆发，且有不可遏止之势:“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³⁹⁾”。逝世前，他病中作反挽歌自饯，一反统治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在究竟是富人养活了穷人，还是穷人养活了富人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提出几乎完全相反的全新观点:“尽地几物力，弥宇繁生齿，均之犹不足，专也孰堪此?所望于苍穹，溥天同一视。不生富贵人，贫贱安得死?禄食已自丰，列鼎拖金紫。况复恣陵夺，虓(xiāo，凶猛)虎而封豕。我亦轩冕徒，久凌民膏脂。”他这种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及其文人中间是屈指可数的，较之宋应星的反叛精神毫不逊色，而他的自我否定的唯物史观却显得更加彻底。

基于这种思想，在《宗约歌·戒放债》中，面对千百年来富人有理，穷人无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思想禁锢，吕坤大胆地提出:“不杀穷汉安能富”的质问，这是指控，是对千百年来剥削有理论的揭露，借用小人常说之口，将“杀不的穷汉，做不的富汉”的富人发财逻辑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其具体手法和面目的狡诈和凶险，跃然纸上。“从来放债没羊羔，一月三分律有条。色低数短〔你〕忒酷刻，坐讨立逼是势豪，拶(zá，压挤)你家财(你)无尽足，当他房地那〔肯〕宽饶(原注:杀不的穷汉，做不的富汉)。不杀穷汉安能富?也与儿孙留〔些〕下梢。”这里不存在任何顾及，不存在丝毫掩饰，这在当时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唯物主义大无畏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高利贷正是富人绞杀穷人的利器。明中叶以后，高利贷市场很是活跃，苏州农民借贷“出门加一⁽⁴⁰⁾”。钦州高利贷“三数月间，一本而偿一利，穷民无偿，反复加算，仅及一年，一两及七八两，或准子女米谷，或准人畜，甚至以死偿之⁽⁴¹⁾”。最典型的高利贷者当推江西大官僚严嵩(1480—1569)，他的银子多寄工商店铺，或典当以生息，而“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⁴²⁾”。徽州商人吴氏将五百金作本放债生息，“为经营数年，其子母得一千八百⁽⁴³⁾”。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旦坠入高利贷的罗网，等待他们的不是贫穷就是破产，道殣相望。诚如吕坤所说高利贷者又毒又狠，设债有如放牧羊羔，尽管法律条文规定月息三分，可现实是“民间息谷，春放秋还，有加五者，有加倍者⁽⁴⁴⁾”。狠心的债主放债时往往采取压低成色、减短数额的克刻手段来剥夺债务人，还债时又依仗其豪门势力立讨坐逼，穷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没有辗转回旋的余地，《民务·小民生计》“附山东劝栽种语”讲:“梁宋间，百亩之田不亲力作，必有佣佃。……近见佃户缺食，便向主家称贷，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动一年，依然冻饿⁽⁴⁵⁾。”

虽然吕坤未对高利贷信用作理论上的阐发和探讨，但他身为士子官僚，地主阶级成员之一，却准确无误地揭示出富人发财规律，高利贷的残酷及其主要剥削手法:高利率、压色扣数、坐讨立逼，把握了高利贷活动的三个环节的有机过程，一个贯穿借债全过程，一个在借债的时候，一个在还债的时刻，经过这三个环节的掠夺，穷人的全部劳动果实(始收的谷花)，连同他们以前的劳动成果(家财房地)毫无遗漏地装入富人的腰包，这种认识的深刻性与准确性值得肯定。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一员，他规劝债主仁慈向善，希冀“今后佃户缺食，主家放给，亦照官仓加二;如有平借平还者，乡约纪善，以凭优处⁽⁴⁶⁾”。而且他在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任上，为善风俗，以防外盗事，在《实政录·乡甲约·纪恶以示惩戒》中明示:“放债只许一年三分起利，过三年者本利倍还。不还者法当告理。若一年加倍起利，及虽过三年而折准田宅、人口，强拿欠主采打苦拷者，以势豪论。本约同名稟官究治，重者申解本院。”在此前的山东参政任上，吕坤见佃户缺食，便向主家称贷，轻则加三，重则加五，勤劳一年，依然是冻馁的凄楚而处，就曾试以约束，“今后佃户缺食，主家放给，亦照官仓加二，如有平借平还者，乡约纪善，以凭优处，有司合行通示。”试图凭借官府的强势，通过扬善惩恶的办法，借助法制手段，改变重利盘剥的高利贷劣迹，在那种环境背景下，可能在一地一事得以实现，若在全国并长期实施，决非易事。怕是只能起到官样文章，中看不中用的画饼作用，说得再进一步，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绝不可以当真。吕坤还整饬养济院，制定了《审收十条》、《存恤十条》等规章制度，使存恤茕独有章可循，并派员专管。在赈济方面，特别提出《放赈十禁》，因为他居官有善政，据说乡间德泽教化，言为人师，行为人法，“一时衣冠豪霸，皆严惮先生，欲为鱼肉乡里事不可得。闲出一仆挽柴车，时步田间树下，问田父野人劳勤苦，人不知为司寇公也⁽⁴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