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孟子道德先验论

（品读史之九）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

“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原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指“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279页）

这说明毛泽东对孔孟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

《孟子》一书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书中的一些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已成为我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先说孟子“有一部分真理”。

首先是孟子重民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是说民为国本，民众最为重要；土谷之神，也象征着国家，比起民众来说，是次一等；君主的存亡决定于前二者，因此，君最轻。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要重视人民。他认为残暴的君主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这是从君民关系上大胆地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激进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具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为后世许多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所吸取。像唐代政治家魏徵把人民比作水，把统治者比作舟。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强调了人民的作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斥责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他认为国家政权是属于天下万民的，而非君主一姓所私有。所有这些都是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通的。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还把“民贵君轻”作为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

在孟子思想中，一方面有“保民而王”的思想，他建议封建君主实行仁政，爱护民众，取得民众支持，借以维护王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孟子反对暴君，反对伤民、虐民、残民。孟子的激进的民本思想，虽然曾遭到朱元璋个别封建帝王的嫉恨，却受到了改革派和进步思想家的青睐，为后代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大发雷霆，说这不是“臣所宜言”，决定“罢其配享”，即停止对孟子的祭祀，从孔庙中除掉他亚圣的配享的牌位。后又下令修《孟子节文》，即删去《孟子》有关章节。删节的内容，如《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君为轻”章，《孟子·离娄下》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章，《孟子·梁惠王下》的“闻诛一夫纣”章等。

不而否认，孟子提倡重民是为了“保民而王”，然而在神权至上、君权至尊的历史条件下，孟子敢于冲破世俗的传统权威，提出激进的民本思想，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影响也是深远的。

在文化生活上，孟子主张国君应当与老百姓共忧患，同欢乐。他曾经劝说梁惠王欣赏台池鸟兽要“与民偕（同）乐”。（《孟子·梁惠王上》）他又劝齐宣王说：“王之好鼓乐”“好田猎”，应当“与民同乐”。提倡“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国君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愁。

宋代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同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是一脉相承的。孟子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可是，他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却依然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儒家历来强调道德价值观念，追求对理想人格的培养。孟子更注重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他鄙视依附权贵。他说：“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切都以义为最高标准，决不为势利所动。面对强权威势，要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同时也鼓舞着后人为正义的事业不屈不挠地去斗争。

孟子还非常注意去培养自己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追求道德节操的崇高思想境界，这些无不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其他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也都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说对孟子思想“部分否定”问题。

孟子提倡“仁战”，反对“霸道”，反对武力兼并，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他提倡“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也就是施“仁政”，以达到长治久安。仁政学说是孟子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对孔子仁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在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虽然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得不到实现，但却为后来的一统天下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其根本局限在于它只片面追求长远利益，而过分忽视眼前利益，即有作为主要一面的积极性，又有一定成分的消极性。

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对人民要省刑薄赋，给人民一定的生产资料，使百姓能达到“不饥不寒”，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这与当时的“开阡陌”开垦荒地，“尽地力”，以强国争霸是相左的，是一种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主张。但是他省刑薄赋减轻人民负担的思想有其合理性。

孟子主张性善说，他认为人性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仁义礼智的天赋道德意识。孟子又说：“人之学者，其性善。”人所以学习，由于人本性是善的。孟子的性善论显然是不对的，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其实，人性是社会性，是由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善性，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认为人有道德，动物没有道德，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然而，人的道德不是天生的，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在反对农家许行的“君民并耕”说时，孟子坚持社会分工论，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有脑力劳动者，有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的管理人，体力劳动的被人管理；被人管理的养活人，管理人的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孟子的这一观点，为社会分工和剥削制度创立了理论根据。其中，他的社会分工论有进步性，而“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易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变成剥削、压迫、统治人民群众的口实和理论武器。

孟子过分强调人的精神作用，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是说我具有认识万事万物和万物之理的能力。“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是以我心作为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对象和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是主体对主体的自我认识，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以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孟子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其学说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毛泽东在批判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他进步、合理、积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