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境内的创刊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境内的创刊

1833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闯进了中国的国门，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

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3]在广州创刊，为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该刊之所以能率先闯入中国，应该说是与其创办人郭士立（图2．2）有很大关系的，因而有“郭士立的杂志”之称。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一译郭实腊，普鲁士籍传教士，1824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曾多次在中国沿海各地游历，后脱离了荷兰布道会，与英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建立了联系，并在1831年间来到中国。这时，一方面由于英国等西方商人违反中国禁令，大肆贩卖鸦片而使中国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外国人大量来华，长住广州的外国人就有300多人，其中英国人约占一半。这些外国人分别隶属于“基督教联合会”、“中国海员教友会”、商会3家团体，拥有3家印刷所用来出版英文报刊，为打开中国大门而通力合作。甚至有些外国人还乘船到中国沿海搜集情报，窥探边防虚实。郭士立就是对侵华事业有浓厚兴趣的外国人之一，不仅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4]

图2．2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办人、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郭士立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冀通过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来征服具有强烈的排外心理、傲慢自大的中国人。郭士立曾说：“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表明我们并非‘蛮夷’的途径，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5]值得深思的是，在清朝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外国人秘密印刷书籍的情况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什么能在广州公开出版两年之久？个中原因，一是郭士立的奸猾，另一是清政府官员的腐败。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虽是一份宗教性报刊，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已包括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和杂俎等各个方面，并以时事政治为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如中国人不要称外国人为“蛮夷”，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要公平、诚实，中国应学习各国的长处等等。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引进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除了介绍西方的情况之外，还大量介绍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的情况，旨在打破中国人闭关自守的观念，美化英国殖民统治。就新闻信息的传播而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每期必有一定数量的新闻，绝大部分译自外报，少数为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后期也摘录一些《京报》上的材料。《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商贸活动十分重视，后期曾多次刊登中外贸易进出口的物价表。这些物价表，以近代化报刊为媒介进行商品及商业服务的介绍与推广，应视作中国现代商业广告的雏形。

在宣传策略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仿，处处附会儒学，尽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每期约十二三页，楷书木刻，连史纸印，中国线装书本形式。封面上也印有中国传统格言，多录自四书，如创刊号上印的格言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四字，“爱汉者”是主编郭士立的笔名。但是，该刊虽然打算以中国读者为对象，在当时仍“甚少华人出资订购”。在编辑业务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文字通俗、文风简短，栏目也比较固定，长文分期连载，每期还刊有目录以便于阅读。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1834年1月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是在中国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全长331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有关报刊出版自由的法律和制度：“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则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号原印600份，后再版300份，出版12期后暂时停刊。已出的12期刊物，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编为2卷，重印1000册，在新加坡、马六甲、巴达维亚、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地区广为发行。1835年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复刊，但出版6期后再度停刊，1837年2月后改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由郭士立、小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一译马儒翰）等主编，在广州编辑后寄至新加坡，由在新加坡的麦都思交付印刷发行。小马礼逊为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传教的第一人马礼逊之子，1814年生于澳门，16岁起就在广州替英国商人当翻译，热心传教事业，1843年在澳门去世，年仅29岁。1838年10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终刊。

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终刊的同月，即1838年10月，一份取名《各国消息》的中文月刊在广州创刊。该刊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后成为其女婿的英国青年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er，？—1856）协助下创办起来的，由麦都思担任主编，奚礼尔担任助理编辑。《各国消息》的办报方针和内容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基本相似，只是宗教性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主要刊登各国和广州新闻，以及航运消息、物价行情等。但是，该刊刊载的各国新闻，并非真正的新闻，实为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的介绍，其本意是改变中国人思想闭塞状况和宣扬英国统治殖民地的威力与德政。《各国消息》作为一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不把重点放在传教上而放在各国国情、商情的提供上，可见当时传教士大多还具有其他多重身份，特别是反映出当时旅居中国的外国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外交官或者商人，其关系都十分紧密，甚至在许多大是大非面前互相包庇、沆瀣一气。当然，《各国消息》还不能说是一份商业性报刊，但已产生了有关商业性报刊的办报理念，还为后人留下了主办另一类报刊的编辑理念与实践经验。

《各国消息》每期3至8页不等，用连史纸石印，出至1839年5月中英关系紧张、英人纷纷离开广州之时停刊，最多出过8期，目前仅见第1期、第2期。

综上所述，自1815年至1839年，先在南洋地区、后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共6种。这些报刊，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宗教性报刊，其基本内容一是阐发教义，二是宣传西方文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报刊的宗教色彩也不断由浓厚转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由淡薄转浓厚。特别是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日趋重视，使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性质日益凸显。这些报刊的创办人都是外国传教士，且大多与英国伦敦布道会有直接的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