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放试探气球策略

一、施放试探气球策略

从信息流动来看,对外报道是将所在国的信息向对象国的传播活动。而从对外关系层面来看,对外报道则承担着所在国向其他国家说明本国立场、观点、举措等重要使命。因此,主权国家为了规避政治与外交风险,在一些重大政策、举措出台前,越来越多地利用外宣媒体向国际社会先期制造一些舆论,试探国际社会的反响。因此,在国际信息传播中试探舆论、制造舆论成为对外报道的重要策略与功能。

对于这种试探性地公布政策动议与议题事件以试探民意的手法,传播学上称为“试探气球”。它的原义指气象观测用的试验气球。传播学上引申为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为试探舆论动向,而有意识地把意见、情报与议题向新闻界透露,以观察传媒报道后的社会舆论反应。孙旭培、吴麟撰文称之为施放“决策气球”:“它是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具体做法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2]孙旭培教授就“决策气球”发表了系列论文,对通过决策气球改善政治生态、推进政治文明、完善公共决策发表了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孙先生主要关注的是对内报道中的决策气球施放。

在国际新闻传播中,西方国家已经能够娴熟地在外交事务中施放试探气球,检测舆论。美国政府在国际事态不明朗时,一是通过国际媒体及时发表意见,然后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调整应对策略。“这样,美国传媒既保证了国际事件报道的及时性,又充当了政府借以做出迅速反应的试探气球,从而使美国的国际新闻传媒牢牢占据着全球中心的地位。”^[3]

二是借“内部消息人士”之口向媒体“吹风”,以此试探各方反应。2007年8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白宫计划把伊朗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打算在9月初宣布这一决定。然而,布什政府一直拖到10月底才正式宣布制裁决定,而且正式公布的制裁措施比原来媒体报道的动议“打了个折扣”,只是把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军”列为“恐怖组织”。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试探气球”放出来以后,引发了欧洲盟国以及美国政府部分人士的不满,不得不有所妥协。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指挥媒体,但常为了政治目的向媒体透露消息,作为试探气球,试探风向,或者为了影响舆论。

实际上,中国在对外报道中施放试探气球的实践,比国内报道中施放舆论气球实践在时间上要早,且意义更为重大。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交恶。毛泽东开始利用美苏矛盾牵制苏联,谋划改善中美关系。于是,毛泽东设计了两个重要试探气球。一是1970年10月1日,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一同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观礼活动,并与斯诺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与斯诺夫妇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消息,并配发了大幅照片。随后,12月18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另一个试探气球是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在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毛泽东在最后关头戏剧般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1年4月10日,本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策划的小球推大球的外交战略,吸引了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

毛泽东策划的这两起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而成为两个重要的试探国际舆论的气球。这两个舆论气球所显示的“新姿态”,一则试探性地向美国传达中国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二则试探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内部对此事的反应,在褒贬不一的评议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决策进行全方位的完善。

据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大众传媒对外交政策制定具有五种功能: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所有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共同职责,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手法。在发挥“喉舌”功能时,媒体仅报道从官方来源获得的对外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扩散中看到了表述主张、吸引更多支持者的机会。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针对某些国家对外政策不满的“安全阀”^[4]。

不管是“麦克风”、“竞技场”、“加速器”,还是“安全阀”功能,都表明大众传媒在制定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公共决策中,提供了协商与“谋”“断”分离的公共领域。在这一场域中,传媒的试探舆论气球功能得到较好运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语境越来越熟悉施放试探气球策略,由以前的不自觉走向自觉,并使之成为一种常态的对外报道策略。2008年“三一四”西藏打砸抢烧事件后,中国党和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谋求事件的圆满解决。在通过境内外媒体对达赖集团发动的严重暴力事件进行多方揭批的同时,还有一个姿态耐人寻味:

新华社三亚4月12日电　(记者　谭晶晶、王英诚)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表示,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胡锦涛是在三亚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作上述表示的。

关于中国西藏拉萨等地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胡锦涛强调,上述事件并不像某些人宣扬的是什么“和平示威”、“非暴力”行动,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对于这种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活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

胡锦涛强调,我们同达赖进行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现在双方接触商谈的障碍不在我们,而在达赖方面。如果达赖真有诚意,就应落实在行动上。只要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我们随时愿意同他继续接触商谈。

陆克文强调,澳大利亚完全承认中国对西藏和台湾的主权,澳大利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澳大利亚希望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澳大利亚长期战略。陆克文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陆克文是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他还将出席12日下午在海南博鳌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5]

2008年4月12日,也是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的日子。新华社播发的这则消息,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新闻社在同日编发《胡锦涛:只要达赖停止3类活动随时愿同他接触商谈》,《人民日报》在13日的第三版国际要闻的显著位置刊发《胡锦涛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综合消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时,再次表达“同达赖进行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的意愿。这一姿态向海内外所表达的信息,一方面是向达赖集团传达商谈的意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政府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同达赖集团的正面接触,谋求西藏问题协商解决的努力。因此,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带着压力向国际舆论界施放的一个试探气球。

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刘建超以新闻发布会、新闻吹风会等多种途径,通过国内外媒体向国际舆论界传递愿意同达赖集团重开谈判之门的信息。这是更新与强化有关信息,是向试探气球中充气,以使国际舆论能保持对这一舆论气球的密切关注。

4月23日,达赖在接受新加坡《星岛日报》专访时,称他的目标是中国宪法内“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他不赞成“藏青会”使用暴力谋求西藏独立;他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反对阻挡奥运火炬的传递。

达赖喇嘛的这一表态,表明他响应了国家主席胡锦涛有关谈判大门敞开的讲话,回应了中央最近提出的“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的三项条件,为再次磋商营造了气氛、奠定了基础。

4月26日,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达赖喇嘛很快派出了私人代表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回到祖国。他们5月4日在深圳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朱维群、斯塔进行了接触磋商。

中国高层通过施放试探气球,并得到积极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萨危机,改变了事态的被动发展,从而化被动为主动。从当时的现实境遇来看,党和政府掌握主动权,确保稳定、安全的政治局面至关重要,因为几个月后北京就要召开第29届奥运会。可见,中国政府在这一施放试探气球的举动中,成功实现处理危机和转移危机的双重目的。

中国在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上也逐步推行施放试探气球策略,打开决策的“黑箱”,避免权力隐秘运行,使公共决策过程照射进阳光。如2007年下半年关于“黄金周存废”的网上大讨论、中国军事势力优先发展的讨论等等,无不彰显这一可喜的进步。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多元诉求,国际社会的利益分化倾向日益明显。而全球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使各国朝野的利益表达愿望日益增强,随着通信技术的革新,利益表达的渠道更加便捷畅通,全球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变得主动而多元。这就要求,在处理与制定和国家利益、公众权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需要认真聆听并合理吸收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应。国内外民意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一改过去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的弊端,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通过媒体施放的舆论气球,使试探性公共决策信息经历由扩散到集中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不同社群、阶层的意见交织、交锋并自我修正,汇成一股股舆论波,给决策者提供了权衡利弊的动态图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的出台,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找不到一个帕累托最优(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的办法,那么,能够找到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路径也不错。通过对外报道方式施放试探气球,就是以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与博弈追求帕雷托最优,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同时,决策者与决策机构施放的试探气球经对外报道机构传播以后,势必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充分关注,引发国际舆论的充分讨论。这种事前关注与讨论,就是试探民意,检测舆论反应。民意与舆论就试探议题所展开的广泛讨论,将汇聚议题的正反两方面民智,为下一步政策的正式推行提供预见性参考意见。这些预见性的参考意见便是施放试探气球的决策者或决策机构所获取的决策依据与决策参考,择其善者而从之,避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决策失误。当然也会出现强大的舆论力量对试探气球的议题或方案压倒多数的反对,这时试探气球就提供了一个弹性空间与回旋余地,决策方对此予以修订、妥协甚至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