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间的“大公热”

白山黑水间的“大公热”

邵　干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大公报》挺进东北,在白山黑水间掀起了一股“大公热”。

很早,很早,我对《大公报》就有一种特殊的敬慕之情,有如仰慕一位历史老人,每每看到“《大公报》”那三个极具历史沧桑的报头字,便不由肃然起敬。80年代末,在我驻港期间(当时我是《吉林日报》驻香港的特派记者),《大公报》是我每天必读的,而“大公园”则是单撕下来,拿回寓所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慢慢细读。许多文章还剪下来,自己装订成册,珍藏至今。可以说,“大公园”陪伴我度过了独处香港的无数个寂寞之夜。而我迈入《大公报》门槛,也是代吉林省的一位作者给“大公园”送稿件,第一个结识的便是“大公园”的编辑马文通。记得迈入《大公报》馆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有一丝紧张,好像步入了一座神圣的殿堂。然而,马文通的一团热情和特有的哈哈哈笑声,很快化解了我的不安。他像接待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那样随和而亲切,并约我为“大公园”写点什么。可惜,我不是“大公园”子里的“虫”,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这便是我和《大公报》馆人结缘的开端。

后来,中吉公司在香港举办“吉林省地市领导干部经济研讨班”,我负责具体的组织和联络工作,约请香港一些资深人士参与讲座又是我的主要责任。时任《大公报》社长的杨奇先生则是研讨班约请的主讲人之一。杨奇先生忠厚长者的风范和谦谦君子的气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不温不火,不紧不慢,条理清晰,内容充实而又毫无官腔官气,很受大家欢迎。“香港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句话对我们这些满脑子“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的人来说,当时简直就是一声炸雷。可是大家参观了香港的金融、航运和市场,就理解了杨奇先生的话是实事求是的。后来,我去《大公报》拜访杨奇先生,他送我一套《香港概论》,方知杨奇先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难怪他的讲演是那么有理有据,令人折服。

1990年夏,我在香港的“服役”期满,回省前,我向马文通辞行。他颇感意外地说:怎么这样快就回去了?然后又说,你应该见见杨奇,可以帮《大公报》干点事嘛,当我向杨奇先生说明回省时,他果然把主管人事的陈彬副总编请来说:老邵要回去了,吉林地方他熟悉,香港也住了一段时间,可否请他把东北的工作开展起来?又转身对我说,吉林能否同意借调你?你也回去商量商量。能到《大公报》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理想的选择,当时既没问“价钱”,也没谈“条件”,便一口应允下来。而省里主管宣传的领导对能占领《大公报》这一阵地、开通对外宣传的新渠道,自是全力支持。于是,公元1990年秋,我即成了《大公报》驻东北的“特约记者”,并承担着筹建东北办事处的任务……

90年代初,无论是香港人看“荒漠的东北”,还是东北人视香港为“腐朽的染缸”,双方都有一种遥远的隔膜。因此,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突然间冒出一个我这样既不会讲“鸟语”,又持内地身份证的“香港记者”,人们多少都持一种怀疑的目光:在珲春采访,记者们都能去防川中朝俄边界观光“鸡鸣惊三国”的风光,而却把我晾在一边;在黑龙江采访首届“哈洽会”,所有记者都享受会议提供免费食宿的优待,而我则只能“费用自理”;在辽宁采访张学良省亲的前奏(当时盛传张即将回沈阳省亲),人们更把接待“香港记者”当作一个敏感或有风险的事:“万一捅出什么漏子呢?”那时真是处处吃“闭门羹”。而我主动“投奔”的婆家《大公报》又没有给我一张纸、一枝笔、一文钱,给我的仅仅是一本到处都被怀疑的“特约记者证”……

然而,当时我真是憋足了一把干劲,既不计较“特约记者”的名分,也不计较每月包干工资500元是多是少,甚至报馆召开第一次“内地记者站会议”,管人事的还把我视为“黑人”(后来我才知道香港媒体要在内地设立办事处需要国家四个部级机构审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个既没有在《大公报》入册,又没有内地领导机关批准的“黑人”),可是我认定了一条死理:《大公报》需要开发东北,东北需要《大公报》这个对外宣传的“窗口”,我坚信通过我的辛勤劳动会得到《大公报》的认可,也会得到东北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我浑身是劲,北上黑河,南下大连,东跑珲春、绥芬河,西奔朝阳、白城,每天奔波十一二个小时是经常的事,在东北大地纵横驰骋,创下元旦不休、春节采访和7天会议连发八篇特稿的纪录。有关长春电影节、大连交易会、吉林雾凇节及黑河、绥芬河、珲春三个沿边开放城市的新闻,《大公报》均在香港独家首次报道。渐渐地,我以自己的辛勤和真诚感动了地方当局,赢得了东北父老乡亲的承认。加之我这人虽然文笔笨拙,但善交友、善公关,以诚为本,白山黑水皆朋友也。一年之间,“邵大公”成了我的代号和记者证,名播白山黑水间,正如原吉林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称邵干为‘邵大公’,这绰号,字面看,“此公乃《大公报》人也”,是亲切的谑称,昵称:然而,这称谓,又是对他通过《大公报》为祖国边陲东北与东方明珠香港架起一道虹桥的赞许,也包含着对他诚以立己、信以待人的肯定,应该说是个尊称。”

正当我干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半路上却杀出一个“程咬金”。我的朋友高兴烈(原中国记协地方部主任)要到《深圳商报》,他在赴深上任之前,突然半夜12点多给我打电话:“深圳市委聘请我出任《深圳商报》总编辑,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我斩钉截铁地说:“去!以你的能力和水平,比在京城当总编更能干出一番事业!”可他非要拉上我,说:“深圳我不熟悉,你若去,我就答应去。”为了给他一点推助力,我只好说:“你需要,我就去。”果然,不久高兴烈老兄就从深圳打来电话催我南下,并说把我的领导职务已经报到市里了。

一边是我刚刚开垦出来的一片热土,一边是朋友的邀请和优越的条件,何去何从?我一时处在两难之地。我致电杨奇社长,如实向他报告了《深圳商报》的事。因为,我至此在《大公报》仍是“黑人”一个,我需要一个哪怕只是口头的承诺。为自己,也为工作,我不能总是一个“名不正”的“黑人”啊。杨奇社长没有给我什么承诺,但恰恰是他的坦诚感动了我:“六四风波影响了我们办理东北办事处的手续,确实给你开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肯定需要扩大对外宣传,东北更需要。《深圳商报》是去还是不去,我们都尊重你的意见……”

我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杨奇社长坦诚的话语感动了我,当即我表示:“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大公报》干了”。

我铁了心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当《大公报》拓荒的牛!

这年(1991年)的夏天,东北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报道灾情之后,我试探着向报馆发出请求赈济灾区的报告,没想到第二天杨奇社长亲自打来电话:“报馆决定支援吉林灾区100万港币。为了支持你在东北开展工作,报社不派人去了,一切授权给你,由你代表《大公报》表达对灾区人民的慰问。”一个不在册的“黑人”,面对报馆如此的信赖和信任,我庆幸自己做一个《大公报》人的选择!接着报馆又委托我向黑龙江省灾区捐款100万港元。我在两地举行了隆重的捐款仪式。《大公报》的名字响彻在灾区,为了让灾区人民铭记《大公报》的浓浓亲情,我又与吉林省民政厅策划把遭洪水夷平的永吉县黄榆乡茶壶嘴村移地修建新村,并命名为“大公”,刻碑为志。这是《大公报》在内地的第一个“大公工程”……

1992年11月30日,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我的长达2年半的“黑人”日子结束了,国家四个部级“红头文件”下来了,批准在长春设立《大公报》东北办事处。

这一天,是《大公报》在东北的盛大节日。新任社长王国华,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总编辑陈彬和中国部主任陈永平冒着严寒降落长春机场。东北办事处正式成立的庆典会极其隆重,吉林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全部出阵,东北三省和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四市的宣传部长齐集北国春城,还有商界、新闻界的朋友200来人。王国华社长的讲话热情洋溢,三省宣传官员的祝辞热烈感人,庆典活动热闹而庄重。

以东北办事处成立为标志,《大公报》在辽阔的黑土地上扎根了!

东北办事处成立之日,也就是我这个办事处主任就职之时。东北办事处设在长春,如果从个人私利讲,我可以坐镇长春扩充力量,逐步向辽宁、黑龙江渗透。这样,可以牢牢把“权”与“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大公报》的工作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打开局面。然而,我急着让《大公报》尽快在东北火起来,热起来,马不停蹄接连在沈阳、哈尔滨、大连分设三个记者站,并为记者站解决了办公室、车辆、通讯等必备的设备,创造条件让记者站坐上与报馆联系的“直通车”,很快形成了《大公报》在东北的群体报道优势,各记者站每年都在《大公报》刊发百条当地新闻,迅速改变了《大公报》新闻“南多北少”的局面。

以记者站活跃在东北各地为特征,《大公报》在辽阔的黑土地上开花了!

现在,我已退休在《大公报》。每每看到《大公报》在东北掀起的阵阵热浪,我的心无比欣慰。

(原载2002年2月2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