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里的富豪

六十个引人注目、抱成一团的家族并未操控着美国经济，而且也不存在由已经夺取这类家族权力和特权的经理们进行的无声革命。“美国六十大家族”或“管理革命”都不足以表达这些人物的真相，而真相更像是有产阶级的管理层重组成为由大公司里的富豪组成的有些统一的阶层。

作为家族和个人，超级富豪们仍然是美国高层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大公司的高管们也是。我认为，出现的变化只是有产阶级和拥有高薪资的人群重组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企业世界而已。有产阶级的这种管理层重组的重要之处在于，凭借这种方式，特定企业、行业和家族的狭隘行业和利润利益已经被转化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阶级类型所拥有的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富豪的企业席位中现在已经包含了私人财产制度内在的所有权力和特权。

美国资本主义最近的社会历史并没有揭示出资产阶级高层的连续性中存在任何明显的中断。当然，在每一代人中都存在加入这个阶级的人，并且存在一个未知的周转率，一个时代中某个类型的人的比例也不同于下一个时代。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经济和政治秩序里，存在一种显著的利益连续性，而这些利益要归属于那些守卫和推动利益的高层经济人物。由多个连续趋势构成的上层阶级的主要变动，都明确地指向了与公司富豪的延续相一致的一个世界的延续，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现在蕴含着巨额财产的终极力量，不管这些财产是在法律上依赖于所有权还是管理层控制。

旧式富豪只是有产阶级而已，他们以家族为基础进行组织，并且在本地（通常是在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公司里的富豪除了包括这些旧式富豪外，还包括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高“收入”包含一些特权，而这些特权已经成为高级管理职位的特征。因此，大公司里的富豪就包含大都会400强、拥有大量美国财富的全国富豪以及企业高管中的大城市富豪成员。在企业财产时代，有产阶级已经成为一种大公司里的富豪，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巩固了它的权力，并且吸引拥有更加行政化和更加政治化立场的新人来加入它的防御队伍。它的成员在他们所代表的企业世界中变得有自我意识。而作为有地位的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最稳定私人制度中获得了自己的特权。他们是大公司里的富豪，因为他们的金钱、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证券、他们的优势、他们的权力都直接和间接地依赖于大企业组成的世界。所有旧式富豪现在都或多或少成为大公司里的富豪，并且最新类型的特权人士也在这里与他们为伍。实际上，在当今的美国，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大公司里富豪的世界中，那么没有人能够变成富豪或者保持富裕。

在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美国的收入分配形状变得不像是一个拥有平坦底部的金字塔，而更像是一个拥有膨胀中部的胖钻石。考虑到价格变动和税收增加，1951年家庭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比例要低于1929年（分别为46％和65％）；现在收入在3000到7500美元之间的家庭比例则要高于那时（分别为47％和29％）；但1929年和1951年家庭收入在7500美元或以上的家庭比例则是相同的（分别为6％和7％）。

战争期间以及随后的备战繁荣期间发挥作用的很多经济力量让处于最底层的一些人上升进入了原先的中等收入水平，而原先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一些人则进入了中上层或上层。因此，实际收入分配的变化就影响了中层和底层的人口。当然，我们在这里直接关注的并不是这些人口。我们感兴趣的是高层，并且在收入结构中起作用的力量并未改变大富豪的决定性因素。

在世纪中叶美国经济的顶层中，存在大约120个每年获得1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在他们之下，另外的379个人正好处于5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收入之间。收入在25万美元到499999美元之间的大约有1383人。而所有这些人之下，是11490个人组成的更广泛的基础，他们的收入在10万美元到249999美元之间。

在1949年，当时向收税员报告自己有10万美元或以上收入的人有13822名。就让我们将公开宣告的大公司里的富豪的界线划在这个水平：10万美元或以上。这并不完全是一个随意的数字，因为不管胖钻石中每个层次上的有多少人，关于整个胖钻石的一个事实仍然是真实的：年收入越高，来自财产的收入比例就越高，而来自薪金、企业家提款或工资的收入比例就越低，在中层和高层尤其是如此。简言之，拥有更高收入的富豪仍然是有产阶级。而低收入则是源自工资。

财产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收入水平是一年10万美元：在宣称有10万美元到999999美元收入的13702个人中，他们有三分之二（67％）的收入是来自财产，如来自股息、资本收益、房地产和信托，剩余的三分之一则是在公司高管和顶层企业家之间进行分配。

人们进入这些上层范围的层次越高，财产就越重要，而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就越不重要。因此，在1949年获得100万美元或以上收入的120个人中，他们有94％的财富是来自财产，有5％是来自企业家利润，而1％是来自工资。在这120个人之中，作为他们收入来源的财产类型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不管涉及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安排，获得高收入的那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从企业财产中获得的收入。这就是现在的所有富豪都是大公司里的富豪的第一个原因，这也是富豪与低于10万美元收入水平的那99％人口之间的关键经济差异。

在这些报税的高收入阶级中，有人会进来，也有人会出去；每年的具体人数都是不同的。在1929年，当时税收还没高到像现在一样让报告高收入成为一种危险举动，当时总共有14816人报告自己有10万美元或以上的收入，这比1949年的人数要多大约1000人。在1948年有16280人，而在1939年则只有2921人。但在最高的水平上，在这些年中，仍然存在超级富豪的中坚力量。例如，在1924年获得100万美元或以上收入的75个人中，有五分之四的人至少在1917至1936年之间的至少一个其他年份中获得了100万美元或者更多。在一年中获得100万美元或以上收入的人非常有可能有机会在另外一年或两年中再次获得这种收入。金字塔再往下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只有3％或4％的人持有1万美元的流动资产。

由于几乎所有的收入统计数据都是基于向收税员的报告，因此它们并未完全揭示大公司里的富豪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收入”差异。实际上，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关于为了将“收入”从税收记录中排除而故意创造的特权。这些特权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发现很难相信对所谓过去20年中发生的“收入革命”做的大量宣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美国的总收入分配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发现，根据公开的所得税记录，很难令人信服地断定说富人从国家所有财富中收到的比例已经降低了。

由于税率很高，因此大公司里的富豪非常聪明地找到获得收入的方式，或者是收入能提供的物品和体验，从而用这种方法避税。与中层和底层的人相比，大公司里的富豪支付他们税金的方式要更加灵活，并且他们有更多机会来对法律进行精明的解释。拥有高收入的人会计算自己的减税额，或者更通常的情况是让他们雇用的专业人士来计算。那些从财产中或者从创业和职业行为中获得收入的人可能像那些依靠工资和薪金生活的穷一些的人一样诚实或者一样不诚实，但前者拥有更多机会和更多技能，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关于此类事务的最好的技能：也就是那些将税务作为一门科学和游戏而专门从事税务业务的熟练律师和高明会计师。根据这种情况的性质，不可能准确地证明它的存在，但却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样一个一般规则：收入越高，来源越多样，在报税时就可能越精明。很多该报告的财富都合法或非法地骗过了收税员，很多非法财富都仅仅是未被申报而已。

在保留当前收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税收漏洞可能就是长期资本收益。当一名军队人士写了一本畅销书或者让人为他写这样一本书时，当一名商人出售自己的农场或者十几只猪时，当一名高管卖出自己的股票时，他们获得的利润并不被视为是收入，而是资本收益，这意味着个人在税后获得的利益将是以工资或股息的形式收到相同金额的金钱时所获利益的两倍。那些申报长期资本收益的个人只需为一半的这些收益支付税金。这一半的收益是按照一种适用于个人总收入的累进税率进行课税，但这种收益的最大税率是52％。这意味着为这些资本收益支付的税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获得的总收益的26％，并且当包含这种收益在内的总收入让个人处于一个更低的所得税等级时，税金将更少。但当资金流朝反方向逆转时，超过1000美元的资本损失可以在5年的时间内向前或向后延展，来抵消资本收益（低于1000美元的资本损失可以从普通收入中扣除）。

除了资本收益外，最有利可图的税收漏洞可能就是对石油和天然气井以及矿藏的“矿藏储量衰减税率”。每一年中，从一个油井获得的总收入中有5％到27.5％是免税的，但这个免税额不能超过来自财产的净收入的50％。此外，钻探和开发一个油井的所有成本都可以在成本发生时就进行抵扣，而不是在油井开采期每年进行资本化和折旧。特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所允许抵扣的百分比，而更在于在财产完全折旧后的很长时间中这种避税工具的延续性。

拥有足够金钱来应对税务问题的人还可能会通过将资金投到免税的市政债券中来抵消税金；他们可能会将收入在各个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割，从而让支付税金的税率低于合并收入时所要求的税率。富人不能在未支付赠与税的情况下，在一生中向朋友或亲人赠送总共超过30000美元，并且每年不能超过3000美元，但以夫妻的名义，一对夫妇可以赠送的金额是上述金额的两倍。富人还可以进行免税捐赠（捐献给获认可的慈善组织的20％以内的年收入不会被作为收入进行课税），这将为富人的剩余的人生提供一种保障。富人可以将一个基金的本金捐给一个指定的慈善组织，但可以继续从基金中获得收入。因此，富人就可以获得所得税申报上的直接抵扣，并且把要缴纳遗产税的那一部分财产切除。

虽然有很高的遗产税，但还是存在其他的技巧能帮助富人在死后保留自己的财富。例如，富人可以为自己的孙辈设立一个信托，并且规定只要孙辈活着就能从这个信托中获得收入，但财产在法律上是属于这个孙辈。只有当孙辈去世时（而不是当原拥有者和孙辈都去世时）才会支付遗产税。

家族信托可以节约税金（既包括当前的所得税，也包括去世时征收的遗产税），因为信托基金的收入是单独课税的。此外，信托还能为财产持有者提供持续的专业管理，消除对责任的担忧，让财产保持在一个可控的总数之内，为财产建立尽可能最强的保护，并且实际上还能让拥有者在去世后继续控制自己的财产。

信托存在多种类型，并且关于它们的应用有相当复杂和严格的法律。但在一种短期信托中，“你要做的就是在某段时期内（超过10年）将财产的所有权完全交给一个受托人，并且实际上放弃了财产的收入。然后，如果信托满足了所有其他要求，您就能为这些收入免税。”

25年前，在整个美国有不到250个基金会，现在则有几千个。一般来说，基金会被定义为“被设立用来‘服务人类福利’的任何自治和非营利的法律实体。它负责管理通过免税赠与或遗赠方式转移到基金会里的财物。”实际上，基金会的设立经常成为一种方便的避税方式，“基金会在运营上像捐赠者的私人银行一样，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们服务的‘人类’变成了捐赠者的几个穷亲戚”。1950年的《税收法案》试图“堵住其中一些较大的漏洞，”但“可疑的基金会仍然有一个优势：收税员很难获得关于它们的信息……税务人员抱怨自己没有时间或人手去检查哪怕一小部分由基金会提交的报告。在决定要调查哪个基金会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本能来判断”。而且，即使1950年的法案也未要求所有关于基金会的相应资料都必须提供给政府。

在最近几年，有更多的企业已经创建了基金会，因此，在鼓励进行关于自身行业的研究的同时，他们也想获得地方和全国声誉。从事这项工作的公司年利润的5％捐给其基金会。这部分利润不必纳税。非常富裕的家族也通过将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提供给基金会，从而在家族中有人去世后保持对自己企业的控制（福特家族只有从所涉及的总量上来讲才是这个方面中与众不同的案例）。遗产税的规模降低了，否则为了支付税金可能会迫使家族将股票卖给外人。一家有心的商业杂志向它的高管读者建议说：“如果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给自己的收入竖起一把免税伞，那么人们就一定要设立自己的基金会，不管这个基金会多么小。然后，人们甚至可能更喜欢让基金会的开销耗尽自己所有的收入。”

对于几乎所有对富豪征税的法律来说，都存在让这些富豪避税或者将税金降到最低的方法。但这种合法和非法的操纵只是大公司里的富豪收入特权的一部分：企业通过与政府的规则和条件亲密合作，找到了直接为高管富豪的收入提供补充的方法。这些各种形式的肥私方法让大公司里的富豪中的高管成员能依靠看似中等的收入过上富足的生活，同时低于法律规定的税金负担似乎也被认为是公平和公正的。这种有特权的安排包括：

根据延付薪酬合同，企业在一定年份中支付一个给定的薪酬，并且同意只要高管不为任何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就在退休后向高管支付年度预付费用。因此，高管的忠诚度就与公司联系起来，并且高管能够将收入分摊到好几年中，因为更低的收入能减少税负。例如，克莱斯勒公司的一名高管最近就签署了一份合同，使他能在未来5年每年收到30万美元，并在他剩余的年份中每年收到75000美元。最近退休的一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过去曾收到211000的薪金，现在则有每年14000美元的退休金，外加每年55000美元的“延付薪酬”。

延付薪酬的一个经典案例或许是关于一个著名艺人的例子。他的职位能让他要求在3年的时间里每年获得50万美元。“但是，他安排的是在未来30年每年获得5万美元。没有人会真的期望他在接近80岁时还活跃在演艺界中。但有人估算，通过将收入进行平摊，并且让收入处于较低的纳税等级中，他可以将自己必须要支付的税金减少接近60万美元。”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安排不仅局限于演艺界中（虽然他们会更加公开一些）：即使那些最受尊敬和保守的公司现在很多情况下也会用这类方法来照顾自己的关键人物。

高管们获得了受限制的期权，能以当前市场价值或者低于该价值的价格来购买股票。这样就将高管与公司绑在一起，因为高管只有在一个指定时期（如1年）后才能行使期权，或者高管可以用这个期权在更长的时间段（如5年）内来购买有限数量的股票。对高管这类没有风险的企业家来说，当他们行使自己的期权时，他们立即就能获得利益（也就是以前设定的期权价格与高管购买股票时的股票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如果高管后来卖掉了股票，那么产生的大部分利润都不被一个体贴的政府视为是应纳税收入：这种利润是按照更低的资本收益税率进行课税。没有事情能组织高管借钱行使期权，然后在6个月内以更高的市值卖出股票。例如，在1954年，一家飞机公司的总裁获得了大约15万美元的收入（包括薪金、奖金和退休金），但在税后，他带回家的只有大约75000美元。但是，如果他想出售自己几个月以前购买的自己公司的10000股股票，那么在支付所有应付的税金后，他还能带回家594375美元。在1950年税收法案让股票期权变得有吸引力之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大约六分之一已经在1年左右的时间里向高管提供了股票期权。从那时起，这种做法就开始扩大。

大公司里的富豪是一种有产富豪，但他们拥有的不仅是大量财富：大公司里的富豪能够累积和保持高收入，但高收入并不是他们累积保持的唯一内容。除了大量财富和高收入之外，他们还享有企业特权，这种特权是美国企业经济中新地位系统的一部分。大公司里的富豪的这些地位特权现在是正常企业的标准惯例、必需品（虽然处于变动中）和特征，也是成功持续铺垫的一部分。对这些特权的批评并未唤起人们对那些处于事不关己位置的人的愤怒，更不要说是对这些特权牢固根植的企业系统的愤怒。

这些特权中，没有哪一个能通过检查年收入或持有的财产揭示出来。有人可能说，它们是高层圈子的附加福利。低薪金和工作劳动者获得的“附加福利”（主要是私人退休金和福利计划、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在全国工资中的比例已经从1929年的1.1％上升到1953年的5.9％。要恰当精确地计算大企业中无风险的企业家们获得的“附加福利”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福利已经成了高层报酬中相当中心的部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大公司里的富豪才可能被决定性地视为是直接特权阶级的成员。产生大公司里的富豪财产和收入的企业也是特权的所在地。这些特权的多样性极大地提高了大公司里的富豪的消费水准、支撑他们的财务状况来应对经济系统的起伏、塑造了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并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像企业经济自身一样可靠的安全中。这些特权就是要通过一种避免支付税金的方式来增加富豪的财富和安全性，它们也增强了富豪对企业的忠诚度。

在经常伴随高级管理职位但又从未向收税员报告的装备中，包含的是如下的附加福利：免费医疗；支付俱乐部会费；能提供税务、财务和法律建议的公司律师和会计师；招待客户的设施；私人休闲区域（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健身房）；高管子女的奖学金；公司汽车；以及供高管使用的餐厅。截至1955年，在曼哈顿和费城的凯迪拉克汽车中，分别有37％和20％是以公司的名义注册的。一名可靠的观察家最近提到：“一家致力于让自己的高管保持愉悦的公司会在得体的情况下，拥有一架用于商务旅行的公司飞机和一艘游艇，并在北部森林中拥有一座用于打猎钓鱼的山间小屋，用它们来招待公司最大的客户。公司还可能会在冬至时安排在迈阿密举行自己的会议。不管公司高管去多远的地方，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免费提供出色的旅行和度假设施。公司高管在冬天时去南方，而在夏季时去北方。他们会带着足够的工作或足够的客户来证明旅行的正当性，并继续享受旅行的时光……在家时，高管们也可以在公司拥有和公司提供司机的汽车中四周游玩。公司自然非常愿意为高管支付最好的乡间俱乐部的费用，目的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招待客户，并支付最好的城镇俱乐部的费用，目的是进行私人午餐和晚餐。”大家可以找到这些福利，并说出福利的名字。并且这种福利在不断增加：它们对高管来说是免费的，并且公司可以当作普通的业务支出来进行抵扣。

这些高层报酬还扩展至为成年人准备的慷慨玩具礼物，如汽车和马皮大衣，以及诸如为不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采购代理和业务联系人准备的冰箱等便利。所有这些都已被在公共领域中广泛报道和谴责，但正如所有处于这个高度的企业高管非常了解的那样，这类商业友谊的礼物是大企业中（尤其是在大企业之间）的标准做法。

例如，回到1910年，西弗吉尼亚州山区的白硫磺泉镇处于像巴尔港和纽波特一样的社交圈子中。1954年，在白硫磺泉镇拥有格林布赖尔（Greenbrier）度假酒店的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公司（Chesapeake and Ohio Railroad）在这里邀请了一些顶层高管贵宾，他们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运货商，并且他们很荣幸能受到邀请。在1948年，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公司支付了所有费用，但来自接受邀请的商界、社交和政界名流的反应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现在都自费来这里度假。这家度假酒店全年运营，但温泉节已经成为大型的社交和商业活动。

在佛罗里达州，现在正在建设一个整体的度假小镇，它的平均人口是3000人。这里将全年向公司高管和他们的客户出租。相关公司可以将它转租给员工，或者在这里用于招待客户、举办聚会或重要会议时将成本当作业务开支抵扣进行核销。

大陆汽车公司在阿拉斯加州的迷失岛上运营着猎鸭探险活动。大陆汽车公司假设，对那些足够成为重要客户的高管来说，高尔夫、鸡尾酒、晚宴和夜总会等套路都“过时”了，所以该公司就设立了一个“客户关系计划”，并且已经运行了有大约15年时间。这种“度假小屋类型”的销售招待主要集中在进行大手笔销售的初级产品行业总裁与总裁之间，而不是在消费品行业中。进行狩猎的人“不是总裁就是副总裁，或者可能是将军或海军上将。”至少有其他三家企业也在同样的地区运营专属的猎鸭俱乐部。顶层雇员以及客户常常是这些猎鸭、猎鹿和捕鳟鱼场所的贵客。

虽被广泛认识但未被认真研究的是关于费用账户的广泛和影响深远的真相。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方法能确定地查明，仅仅由于费用账户的存在，新的特权阶级已经获得了多少奢华和令人兴奋的消遣。经济学家理查德·A·吉拉德（Richard A．Girard）最近报告说，“一家企业的副总裁每年会获得一笔2万美元的统一费用，用来支付他决定进行的任何招待。他的合同指明，他无需对这笔钱的使用做出解释”。税务官员与大公司里的富豪围绕费用账户减免进行着持续较量，但前者坚持说每种情况都是独特的，这意味着并不存在设定的规则，而税收官员有广泛的责任。

“剧院的人员估计，纽约的剧院观众中，有30％到40％是依靠费用账户付账的观众。”此外，一名调查员认为，“在像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中，完全可以说，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在最好的酒店、最好的夜总会和最好的餐厅中的所有人中，有超过一半人是将自己的账单记到自己公司的费用账户上，而这些公司反过来又以税收抵扣的形式把账记到政府头上。”这名调查员继续主张一些众所周知的内容：“费用账户能让即使最高贵的人也产生潜在的恶性、贪婪和虚伪。费用账户的表格长久以来都被它们的持有人称为是‘支出单据’。填写费用账户名目已经被视为是一种与公司审计员的智力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持有人会完美且有依据地使用最离谱的半真半假的事实、少量善意谎言和彻底的想象力，而审计员不管多么义愤填膺，都无法完全证明这些名目是虚假的。”

我们肯定还未揭示大公司里的富豪的所有特权，我们主要是列举了那些受到法律和官方认可的类型。很多新特权（尤其是高层报酬）长期以来都是被人熟知的，并且在国家领导者和公共机关的高级官员之间有相当高的接受度。州长获得了“州长官邸”，使他们可以免租金住在里面；拥有每年5万美元免税费用的总统也有自己的白宫，里面有他的服务人员和行政官员的住处。但随着企业成为伴随大量财富而来的特权的锚地，这种高层报酬已经在私人富豪变成大公司里的富豪的过程中，在私人富豪之间变得相当正常。当企业高管情绪高涨并亲切地将自己的企业称为是一个大家庭时，人们可以理解成，从最真实的感觉来说，他们是在主张关于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一种社会学事实。大公司里的富豪之间分享的财产权力和特权现在是集中的，个人只有当属于企业世界一部分的时候这种特权才是最安全的。

美国还未变成一个个体快乐和权力受到低收入高税收约束的国度。如今存在一些足够高的收入，它们在纳税后仍然很高，而且有很多方法能避税和让税负最小化。美国维持着一个大公司里的富豪阶层，并且每年都创造和维持着这个阶层，而这个阶层的很多成员占有的金钱要远多于他们自己个人能花掉的金额。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物品的价格简直就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从来无须查看菜单右侧的价格；他们从来无须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他们从来无须真正做令人不快的事情，除非是自己愿意接受的任务；他们从来无须因为考虑成本限制而面对替代选项；他们从来不会不得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根据所有的表象，他们是自由的。

但他们真的自由吗？

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答案是：“对的，他们是真正自由的。”

但对金钱的占有难道没有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们吗？

答案是：“对的，没有限制。”

但这些难道不是草率的答案吗？难道不存在更加经过深思熟虑和更加深入的答案吗？

什么样的答案是更深入的答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不管拥有什么其他含义，但自由就意味着你有权力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在想要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在美国社会中，这种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在想要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力需要金钱。金钱提供权力，而权力则提供自由。

但难道所有这些都没有限制吗？

当然存在对金钱权力以及基于这种权力的自由的限制。而且就像所有存在于层次上的守财奴和挥霍者之间的限制一样，也存在针对富人的心理陷阱，这扭曲了他们实现自由的能力。

守财奴享受对金钱的占有，而挥霍者则享受花钱的过程。所以，在纯粹的守财奴和挥霍者中，他们都未将金钱视为一种获得自由和各种不同生命结局的方式。守财奴的快乐在于自己消费权力的潜能，所以守财奴不会真正花钱。守财奴是一种紧张的人，他们害怕丧失这种潜能，所以绝不会让它成为现实。守财奴的安全和权力具体体现在他们对金钱的囤积以及害怕失去金钱上，他们害怕失去自我。守财奴不仅仅是吝啬的人，亦不一定仅仅是贪婪的人。他们是经济系统的虚弱偷窥者，他们只是以占有金钱为目的，而不是将金钱作为实现任何其他目的的方式，并且占有金钱已经变成了人生目的。守财奴无法完成经济活动。而对大部分经济人来说只是一种手段的金钱，则成了守财奴的唯一目标。

另一方面，挥霍者则是那种将花钱的行为看作是快乐来源的人。他们不会因为来自所购商品的预期舒适性或愉悦而对一种消费热潮感到快乐。无意识消费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挥霍者的愉悦和奖励。并且在这种行动中，挥霍者要突显出自己不关心的就是金钱。他们会进行引人注目的消费，显示自己不考虑金钱因素，从而揭示了他们对这些因素的重视程度。

毫无疑问，金钱系统的这两种怪胎在当今美国的富人中都是能看到的，但他们并不典型。对大公司里的富豪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说，金钱仍然是一种讨人喜欢的交换媒介，一种实现各种不同具体目的的纯粹手段。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金钱的价值体现在金钱从舒适与乐趣、身份与酗酒、安全与权力和体验、自由与无聊中买到的东西。

在金钱系统的底层，人们从来没有足够的金钱，这是勉强糊口的生存方式中的关键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从来没有足够金钱能使自己牢固地成为金钱社会的一部分的人，就是处于金钱社会下层。

在中层，金钱社会经常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跑步机。人们从来不会感到满足：今年的8000美元似乎没有比去年的6000美元能让人处于更好的处境中。这个层次上的人之中存在一种焦虑，他们认为即使自己能赚15000美元，他们仍然是在跑步机上，被困在金钱系统中。

但在财富规模上超过一个特定点后，就存在一个质变：富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如此多的金钱，以至于他们根本无须考虑金钱—只有他们才是真正赢得金钱游戏的人，他们超脱于这场斗争。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一个金钱社会中，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可以获得自由。作为一种体验，购物及其所需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成为一种枷锁。他们可以超脱于金钱系统之上，超脱于跑步机上的争夺：对他们来说，拥有的越多就越难收支相抵这种情况不再是事实。这就是我们如何将富豪定义为个人消费者。

对非常贫穷的人来说，生活必需品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对中产阶级来说，始终存在新的目标，不是关于必需品的，就是关于地位的。对非常富裕的人来说，所有目标一直都是统一的，而且在共同人类的限度内，他们就是现在像任何美国人所能拥有的自由一样自由。

那种认为百万富翁只能找到位于这个社会顶层的一个悲惨、空旷的住宅的想法，那种认为富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金钱的想法，那种认为成功者变得都是无用之徒的想法，以及那种认为天生成功的人都是可怜、卑微的富人的想法（简言之就是关于富人的阴暗的想法），它们基本上都只是那些不是富豪的人让自己顺从现实的一种方式而已。在美国，财富能立即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立即实现很多更进一步的喜悦。

成为真正的富豪就是要占有能实现自己无数的小妄想、幻想和病态的方式。巴尔扎克曾经写道，“财富拥有巨大的特权，而其中最令人羡慕的就是那种能最大限度实现想法和感受，以及通过实现情感的无尽幻想而让情感变得活跃的权力。”跟其他人一样，富豪可能是比其他人更简单的人而已。但他们的“玩具”要更大一些，并且他们拥有的“玩具”要更多一些，他们能突然拥有更多“玩具”。

至于富人的幸福，这是一件既未被证实也未被反证的事情。我们仍然必须要记住，美国的富豪是一个社会中的胜利者，在这个社会中，金钱和金钱价值是首要利益。如果富豪不幸福，那也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是幸福的。此外，相信富豪不幸福的人可能并不是美国人，因为如果他们不幸福，那么美国社会中关于成功的豪言壮语以及所有大人物的壮志都将变为灰烬，而不是果实。

即使美国的每个人都是悲惨的，也没理由认为富人会更加悲惨。并且如果每个人都是幸福的，那么肯定也没理由认为富人会从美国人的这种普遍快乐中被排除掉。如果那些赢得整个社会都参与的游戏的人是不“幸福的”，那么难道那些在游戏中失败的人就都是幸福的吗？难道我们必须相信只有那些生活在美国社会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失败是悲惨的而胜利是可怕的事情的话，那么这种成功游戏就的确是一个悲伤的游戏，而且当考虑到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美国文化必须要玩的游戏时，这种悲伤就加倍了，因为要退出这个游戏，在客观上当然就等于是要失败，但人们主观上却认为自己没有失败，从而接近于疯狂的边缘。我们只需相信，美国的富豪是幸福的，否则我们对整个事业的信心都会受到动摇。对于人类社会所有可能的价值观来说，它们每一个都只有在美国才是真正至上的、真正普遍的、真正可靠的、真正和完全被接受的人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金钱，并且不要对它产生来自失败者的酸葡萄心理。

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人物曾宣称：“他是国王……他可以做他选择的任何事情。他凌驾于所有事情之上，就跟所有的富人一样。对他来说，从今以后，‘所有法国人在法律面前都人人平等’的说法就变成了镌刻在宪章开头的谎言。他将不会遵守法律，而法律要遵从他。对百万富翁来说，不存在绞刑台，不存在刽子手！”

拉斐尔回答说：“不，存在，他们就是自己的刽子手！”

而银行家则哭诉：“这是另一个偏见。”

大公司里的富豪的最新特权涉及的是在消费和个人体验范围内的金钱权力。但金钱权力、经济地位的特权、企业财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绝不仅限于企业或个人的积累和消费范围内。实际上，从美国精英的立场来看（大公司里的富豪仅是精英的一个细分），对消费品的权力远不及财富的制度权力重要。

1．宪法是美国最至高无上的政治合同。通过第十四修正案，宪法给予了企业应有的法律认可，现在则给了大公司里的富豪席位，而这些席位是由大公司里的富豪中的高管进行管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中，这种企业精英构成了一套管理群体，一个由经济自上而下发展和运行的等级制度。公司高管们现在处于企业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个世界反过来又是美国政治主权领域内的一个经济主权世界。在这些高管之中存在着经济主动权，他们知道这种权力，并且将它视为是自己的特权。作为工业庄园的首领，公司高管们不情愿地看着联邦政府对下层民众的福利责任。他们将自己企业系统中的工人、分销商和供应商视为是他们世界的下属成员。并且他们将自己视为是已经到达顶峰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个体。

他们运营私有的企业经济。不能说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已经进行了很多干预，因为在我们研究过的几乎所有监管案例中，监管机构往往都变成了企业的前哨战。控制生产设施不仅要控制物品，还要控制那些不拥有企业但却为了工作而被吸引到企业中的人。因此，就是要约束和管理他们在工厂、铁路和办公室中的工作生活；就是要决定劳动市场的形态，或者同工会或政府一起对抗这个形态；就是要以企业的名义做出决策，决定将生产多少某种产品，在何时和如何进行生产，以及对产品定价多少。

2．金钱能让金钱持有者的经济权力直接转变成政党事业。在18世纪90年代，出于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美国人民党党员“噩梦”的恐惧，马克·汉纳（Mark Hanna）从富人中募集资金用于政治用途，并且很多超级富豪已经成为政客们的非正式顾问。梅隆家族、皮尤家族和杜邦家族长期以来都是有名的竞选捐款人，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期间，德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们在全国的竞选中贡献了大量金钱。他们在威斯康辛州为麦卡锡提供帮助、在印第安纳州帮助詹纳、在马里兰州帮助巴特勒和比尔。例如，在1952年，一位石油大亨休·罗伊·卡伦（Hugh Roy Cullen）进行了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的31笔捐款（总金额至少53000美元），他的两个女婿则为10名国会候选人提供了帮助（至少19750美元以上）。据说，德克萨斯州的千万富翁们现在将他们的金钱至少用于30个州的政治中。默奇森（Murchison）从1938年开始就为德克萨斯州以外的政治候选人提供捐助，但他直到1950年才进入公众视野，当时他和他的夫人在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请求下捐献了10000美元用于击败在马里兰州的参议员泰丁斯，并在1952年出资击败麦卡锡在康涅狄格州的对手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

1952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6个顶级政治委员会收到的总收入中有55％是来自金额为1000美元或以上的2407笔捐献。”这些数字绝对是最小的，因为很多捐献可能是由拥有不同姓名的家族成员捐献的，这样就不容易被记者识别出来。

3．但这并不是说富豪们行使政治权力是通过直接竞选捐献。也不是说超级富豪就像作为大有产阶级企业重组者的企业高管一样，其中后者将财产权利转变了政治用途。随着企业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地参与到政治秩序中，这些高管也已经与政客产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组成美国政府政治董事会的关键“政客们”。

我们习惯于认为，19世纪的经济人是讨价还价和辩论方面的精明“专家”。但大企业的成长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不断增加的干预则已经选择和形成了一些获得特权的经济人，他们不是任何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者和争论者，而是职业经理人和精明的经济政客，因为不管是有产经理还是财产管理者，当今的成功经济人必须影响或控制着那些身处制定针对经济人自身企业活动决策的政府岗位上的人。当然，经济人中的这种趋势是由战争推动的，因此就需要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延续经济活动。战争当然是企业经济的健康所在。在战争期间，政治经济往往会更加统一。此外，企业经济活动还获得了最无可挑剔的政治合法性—国家安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商人之间彼此争斗；在战争之后，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针对消费者的统一战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是无数咨询委员会中的一员，对战争进行控诉。他们还通过在预备军官团中给予很多商人佣金来更加永久地进行军队配备。所有这些都已持续很长时间，并且都是众所周知的。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企业高管们公开担任政府行政部门的关键职位。在以前存在更多无声权力和丰富合同的地方，现在又具备了更大话语权。

既然美国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伊（Douglas McKay）在1953年4月23日对他在商会中的朋友都已脱口说出“我们在这里就是担任代表工商业的行政人员”，或者既然国防部长威尔逊已经宣告了美国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利益的同一性，那么我们还需要对这类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吗？这些事件虽然可能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或者在存在反对党的情况下终将会出现的错误），但它们难道不是很好地揭示了这些人内心深处持有的信念和意图吗？

存在一些高管，他们对这种政治认同的恐惧就像“无党派”的劳工领袖对第三方的恐惧一样。很长时间以来，大公司里的富豪一直接受的就是成为反对团体的训练，其中较聪明人后来开始模糊地感觉到自己可能处于危险中。在艾森豪威尔之前，他们行使的这种权力可以更轻松地不用负政治责任。在艾森豪威尔之后，事情就变得不再如此容易。如果出现了问题，难道他们和他们的企业不会受到责备吗？

但《财富》杂志编辑委员会的主席约翰·诺克斯·杰瑟普（John Knox Jessup）认为企业可以作为一种自治框架来代替国家的陈旧体制，从而填补中层权力的真空，因为作为企业联邦的首领，经理有政治工作职责来让所有的组成部分都保持合理的幸福。杰瑟普先生主张，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任何想运营一个繁荣国家的总统都至少要像企业依赖他一样去依赖企业，而且可能是总统更加依赖企业。总统的这种依赖跟约翰国王对诞生大宪章的兰尼米德封地男爵的依赖没有什么不同。”

但总体来说，作为大公司里的富豪的成员，高管们的思想意识是没有任何思想的保守主义。他们是保守的，而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成功人士的兄弟会中的一员。他们没有思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现实的”人。他们不会虚构出问题，他们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替代选项做出反应，并且他们拥有的这种思想一定是从他们所做的这种反应中推断出来的。

在过去30年间（实际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虽然企业经理们在过去曾经不相信他们中间那些曾在政治舞台上呆过太长时间的人，但政治人物与经济人物之间区别已经减少。他们喜欢来往，因为他们那时是不用负责任的。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已经直接进入了政府，并且产生了一个几乎全新的政治经济体，而我们就在这种经济的顶端找到了代表大公司里的富豪利益的人。

大公司里的富豪的政治权力的这些明显事实所引起的问题并不涉及相关人士的个人诚信，而且肯定也不涉及他们个人获得的财富、声望和权力。这些问题是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注意到高层不道德的普遍流行以及整个权力精英的结构时，我们就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但重要的政治问题在于，这些事实加起来是否能证明大公司里的富豪与我们所称的政治董事会之间存在一种结构连接。

超级富豪和顶层高管、本地社会和大都会400强中的上层阶级、企业世界中的战略精英们是否真的已经在正式的政治体制中占据了很多位置？当然，他们已经渗入到政府中，并且已经在政府中获得了特权。但他们已经并且现在在政治上是活跃的吗？与官方传奇、学术神话和流行民俗相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复杂但相当确定的“是”。

但如果人们认为政治机构仅仅是企业世界的一种扩张或者它已经被大公司里的富豪的代表接管的话，那我们就犯了严重错误。从任何简单的方式或者作为一个结构性事实来讲，美国政府都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委员会。它是一个“委员会”网络，并且除大公司里的富豪之外，来自其他阶层的人也坐在这个委员会中。其中，职业政客是最复杂的，而高层军官、华盛顿的战神们则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