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主义的主张下，公共广播电视的责任是集合社会各领域中最优秀的知识、成就来塑造社会，提高大众素质，避免庸俗和危害。长期以来，公共广播电视努力肩负责任完成使命，以高质量的节目影响大众生活。但是社会的现实是，曲高和寡，电视媒介制造娱乐的优势使其越俗越有人缘，高质量的节目反而不能满足最广泛的社会需求。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出身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化的文化趣味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艺术与文化消费完成了使社会差异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社会阶级区别的合理化从文化趣味和行为方式角度得以证明”[6]。所以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趣味很难通过普适性的节目标准得以满足。而且，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大众的力量将文化商品转变成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猎文化商品的地盘。”[7]商业电视的兴起在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同时，也动摇了公共广播电视所追求的严肃的公益节目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社会开始进入“过度分层”时期。所谓“过度分层”是指出现了代表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亚群体，而全体社会成员中共有的规范与价值观念在减少。这为后来出现的小众或者是分众传播提供了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公共广播电视的宗旨之一在于通过富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节目影响公众，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英国学者霍尔认为，BBC远非仅仅反映了其所在民族的复杂性，它还是一种工具、机构和“机器”，由它构成了民族，并以表现其受众的方式构建他们。[8]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缝隙已不是公共广播电视的整合功能所能弥补的。
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来自社会的种族、等级、宗教信仰、甚至性的混杂使得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发生动摇，人们在渴求更加多样化的文化同时，文化的“正宗”受到挑战，集体的归属感也因为差异而日渐孱微。可以想见，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公共广播电视的整合责任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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