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在变法理论上被诟病

一、背景及概况

辛亥革命时期是指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民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或死或逃，慈禧权位更加牢固。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被迫挟光绪帝仓皇“西狩”。

逃出深宫微服出走的西太后不仅威严丧尽，而且饱尝颠沛流离之苦。难堪痛楚之余，不能不引起西太后对基本国策的反思:“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斯渐图富强。”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上谕一方面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和君主政体不可更改外，也确有一些改变成法，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主张。首先，明令各级官员“各就现职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教、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己见”。在两个月内提出自己的意见。其次，批评洋务运动的变法模式“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表明了新政所求者将深于“皮毛”，直溯本源。实质上否定了戊戌政变以来的基本国策，表现出对维新派变法思想和纲领的全面认同。

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号召，联衔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

“江楚会奏三折”上奏后，西太后认为“事多可行”，以此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发起了“新政”。

然而，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来得太晚的变革，而且其根本目的是图谋维持加强满洲贵族统治。西太后的本性是“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在其主持下的变革最终也没能挽救腐朽透顶的清政府。

可喜的是，伴随着清政府的“新政”，严酷的“报禁”、“言禁”有所放松，使得中国民族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中国新闻业的第二个高潮。

首先是办报数量明显增长。这10年间，报纸数量激增，每年平均新办报刊达到了105种。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共有34种报刊创办，1902年为46种，1904年为71种，1906年为113种，新创报刊的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到1911年，仅一年时间即有209种报刊创办。

第二个特点是办报地区广。此前外国人所办报纸和早期国人所办的报纸多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因为这些地方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比较充分。而这一时期，报刊出版地点由上海、南京、广州等沿海大城市扩展到内地的中小城市。如太原、三原、保定、开封、镇江、常熟、厦门、安庆、梅县、台山、武昌、汉口、宜昌、九江、长沙、宁乡、成都、重庆、桂林、昆明、济南、烟台、青岛、营口、哈尔滨、齐齐哈尔、兰州、伊犁、贵阳甚至西藏等60多个城市和地区，遍布全国。

第三个特点是报刊的宣传作用得到很大发扬。这一时期新创报刊中，政党报纸是主流。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革命派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大办报刊，一方面宣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与维新派展开论战。资产阶级维新派除办有一些改良报刊外，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后改为帝国宪政会)，在原有维新派报刊的基础上，带领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派别创办了一批报刊来宣传“立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立宪宣传运动。清政府主办的新式官报也有发展，清廷地方要员，各省、中央开始创办新式官报，以控制新闻舆论、抵制革命派及民办报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