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在变法中的消极作用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提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皇帝，他在变法中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是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5胡绳在这里指出了光绪帝实行变法的另一个原因，即加强自己的皇权，对抗以慈禧太后的“后党”最终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这也造成了他对戊戌变法的消极作用。 

后党、帝党之争由来已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占绝大多数，并长期把持朝政。相比之下，帝党中光绪帝和翁同龢师徒两人却显得势单力薄。光绪亲政后，迫切希望削弱后党的势力，乾坤独断。因此戊戌变法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光绪帝“夺权”的工具。这也导致了光绪帝在戊戌变法中推行政策时的种种矛盾。光绪帝毕竟是一位封建君主，代表的终究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深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而做出维新派所指望他做的“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可能由他来开创一个资本主义的天下。6光绪帝的阶级局限可集中体现在他对于维新派“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资本主义政治主张避而不提的态度上。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直接结果就是民权的加强、君权的削弱，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不愿看到的，当然也包括主张改革的光绪皇帝。因此，在百日维新繁多的新政诏书上，光绪皇帝对于此类政治改革采取回避方式，没有过多涉及。这使得戊戌维新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学习和对民主政治的初步了解，为触动改革的关键点——封建君主专制，造成了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变法过早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况且，光绪帝手中毫无实权，根本无力对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师傅翁同龢被慈禧罢黜后更是失去了左膀右臂。戊戌变法中后期，光绪帝操之过急、激进莽撞的改革策略激化了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尤其是他用人不善，重用袁世凯，没有放手起用维新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是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却只是六品衔的小官，这更使变法缺少人才的保护。相比之下，顽固派在清朝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护佑下集中了朝廷上的绝大多数亲贵大员，荣禄、刚毅等守旧官员更是对太后“效犬马之劳”，对皇帝“恨之入骨”。光绪帝在变法中斗争策略的失误，同样在无形中给襁褓里的变法一致命打击。 

光绪的个人性格因素也给戊戌变法带来了消极影响。光绪帝自幼生活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缺少亲情的关爱，形成了怯懦悲观、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对慈禧太后憎恶之至，又不敢直面反抗她，这也同样影响着他在改革维新的态度上。对于顽固派的畏惧和对于维新派的不重用，也对变法产生了消极作用，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