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与变法

中国学术讲师承，亦讲家法。前者言授受有源，学有所出。后者谓治学有其应得之法。故陈寅恪先生讽科玄论战联语之上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一向被认为的语。胡适反对讲家法，说是只承认方法，其实家法也是方法。然固执师承，即所谓株守一先生之言，学术便无发展。家法一成不变，便成呆滞。按之中外古今，事理昭然。韩非《显学篇》谓“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即是说传孔子之学者共分八派。其所以分为八派，蒙文通认为是孔氏后学出入百家而取舍不同所致。即，除了师承孔子，还兼取了他家思想。由于八家之学多有不传者，后人释其发展变化便有穿凿附会处，然被称为孔学左右翼的孟荀两大家截然有异，则灿然若明。孟荀皆师承孔学，又各兼取他家，自身还各有创造，这三层意思合在一起，便卓然形成两派。可见孟荀并不固执师承，而有变法之举。概括为三句话：无师承不足以言学，不吸众家之长则隔，变法可以创新。

试以京戏为例。程长庚算是须生之祖，谭鑫培大老板卓然成派，如果后生株守一先生言，处处讲师承，时时执家法，那就只有一个谭派而无后来的发展，更何况鑫培之子小培不足言成器。余叔岩得谭派之传而自有发展，变而为蕴含，杨宝森得余派精髓亦自有所创，蕴含之中见清新，言派凄怆而富书卷气，马派潇洒而流畅，这些都是既有师承后取他家各有创造的。只讲形似，终是死路一条。齐白石一语道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北京曾有一称为天桥马连良名梁益鸣者，学马可谓到家，连马连良的大舌头发音不清也学去了，这如同把一个好嗓子装哑以学周信芳一样，似乎这就是麒派了，此下之又下也。

今天处京剧衰败之时来谈什么变法，近乎立义过高，不是时候。今之京剧演员，首要是把前辈大师的玩意儿学过来，学到家。光是这一点，就差之又差，连一招一式都还不成样儿，遑言其他。奇怪的是，偏偏动辄称“名演员”，只能说是我们的掌文衡诸公太慷慨了。尽管如此，京剧演员一是要懂得这个道理，二是要立大志，期之将来卓然成家。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一要学两人的苦学，苦学有成，就要学两人的革新变法。两大师苦学之事多矣，革新变法之事亦人所能言。近日阅叶永烈《江青传》，江青说：梅兰芳是保守派，程砚秋是革新派。后句话不错，前句话，完全是会唱京剧的江青胡说八道。无革新，梅兰芳不能成一代大师。周信芳天赋嗓音甚差，这是他的缺点，早年去天津演出被哄下舞台，这自然有个京海门户之见，然一副哑嗓也不无关系。周信芳不愧为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发愤努力，以其嗓音哑的缺点而探求变化，觅求蹊径，使缺点化为特点，卓然成家。这是艺术上一大辩证之理，验之于其他大师，亦然。

人皆知程砚秋总是侧身出场，盖以其高大，中年以后，又复肥胖，如正面出场，人高马大，何以予人以闺秀之姿？侧身而出，乃不显其高大肥胖。今天的学周学程者，不谙此理，只求形式，结果是四不像。

回到学术，这里只略举近世经今文学大师井研廖季平和他的学生蒙文通为例来说明。廖季平治今文学，一生有六变，蒙文通尊崇乃师，后亦发展变化其师之说。

廖季平治经守今文家法，源于其师王壬秋，后立论多与师异；而廖受知于张之洞，一生对张尊崇备至。廖季平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应院试，落选。时张之洞为四川学政，于弃卷中发现廖文，拔置第一，为诸生。此后屡受张之洞提拔，感知遇之恩，去信论学，著书求正，千里谒拜，终执弟子之礼。但张之洞不喜他的《今古学考》，告以“但学曾胡，不必师法虬髯”，“洞穴各有主，难于自立”。此后又告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唯在自悟”，语气已经够严重了。后复明确告以：不可讲今古学，不宜以《王制》遍说群经，不应以《易》主孔子，不可攻驳《周礼》。两人异趣，已如冰炭。而张之洞的一句话，如同讨伐，说是“如不自改，且将用兵”。

廖季平得尊经书院同学宋育仁（芸子）转告张之洞以上诸语后，“忘餐寝者累月”。学术自由、独立与尊严终于战胜知遇之恩，覆书宋育仁说：“昔者四科设教，不碍同归；二学同鸣，盖由俗异。是丹非素，未得宏通；一本万殊，乃为至妙，未可执一而废也，有明徵矣。”“一本”是师承，“万殊”是变化。“一本”是源，“万殊”是流。学定于一尊，只能造就饾饤小儒，乃至可哀之事，张之洞并非一个太顽固的人，强廖季平以不能，官场习染日深，张之洞已无学者之风了。廖季平对张之洞用兵之语答曰：“方今各报新开，学馆林立，必别招天下之兵，日与角逐，得失所形，而有裨益，固非可以兵威胁而屈服者。”表示了吸新而应战之意。后复张信，虽然不能比之于章太炎“谢本师”的气魄，亦仍坚持己见。

廖季平以善变名，一生治今文经学，六变其说。初说谓今文为改制，古文为从周；今为孔子晚年素王之制，古乃孔子壮年之学。二变谓古学始于刘歆，诸书皆刘所伪造，今学实孔子嫡派。三变则主张今、古乃孔子小统、大统之殊。四变以后讲天人之学，已佚出今、古学范畴，时人且认为愈谈愈玄。廖氏向主变，说是：“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十年不变更为弃才矣。若苦心经营，力求上进，固不能不变也。”对于自己的六变，极为自负，大言曰：“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食，动以数年。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此等说法，固不可以绝对待之，其言有合理处，亦有为变而变的强词。如是果如其所说“每变愈上”，自是创新佳事，如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诚如廖的同窗好友，乙未（一八九五）状元四川资中骆成骧所批评于廖者：“专务新奇。”变与不变，一本于学，一本于见，要不能为变而变耳。

蒙文通在四川存古学堂（后改四川国学院）读书，古文经学家刘师培与廖季平所重各异，所教相反。一次刘师培命《说文》考题《大徐本会意之字，段本据他本改为形声，试条考其得失》，蒙文通答卷三千余字，刘师培批曰：“首篇精熟许书，于段、徐得失融会贯通，区别条例既昭且明。按语简约，尤合著书之体。次亦简明，后幅所举各例，均详人所略。”得分九十八。蒙乃在刘指导下穷究《说文》，廖季平不以为然，面谕蒙：“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古文重训诂，今文明大义，此两家学说有异，所重乃不同，后生惶惑，势所难免。

后文通在《经学抉原·自序》中自述经过云：“时廖、刘两师及名山吴师（振常案：吴之英字伯詙，四川名山人）并在讲席，或崇今，或尊古，或会而通之。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几经岁年，口诵心唯而莫敢发一问。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解。”此段实描，可知求学之艰，解疑之难。但是，“转益多师是汝师”，各家解说（家法）不同，终有会通处，文通经此探索，得之矣。于是欣然曰：“然依礼数以判家法，此两师之所同。吴师亦曰：‘五经皆以礼为断。’是固师门之绪论，仅守而勿敢失者也。廖师曰：‘齐鲁为今学，燕赵为古学。鲁则今学正宗，齐则消息于今古之间。壁中书，鲁学也，鲁学为今文也。’刘师则曰：‘壁中书，鲁学也，鲁学，古文也，而齐学为今文。’两先生言齐鲁虽不同，其舍今古而进谈齐鲁又一也。廖师又曰：‘今学统乎王，古学帅乎霸。’此皆足导余以先路，而启其造说之端。”经此一段摸索，乃豁然大解。本象相同，其说各异，学派之争至于末流近乎帮派之意气，纠缠不清。

循廖氏《今古学考》萌发之鲁学、齐学、燕赵学以深探，兼照古文家之说，文通之学大进，以为学派之异与各地相异之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认为今文学源于汉初之鲁学、齐学，古文学则源出三晋。鲁学为孔氏嫡传，齐学虽与鲁近，但已杂而不纯；至于三晋古文，则多非孔氏所传。文通此说，已佚出乃师。他说：“我的意思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是我脱离这部书（指廖氏《今古学考》）在宣告独立也可。”文通以所见写呈其师。廖阅而大悦，时廖已风痹数年，右手全瘫，以左手书一覆，大加赞许，结尾曰：“文通文通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谨献所疑，以待评定。”“所疑”，正是学人间学问进步的根底。文通晚年有一绝云：“当年桶底脱耶非，只今确领圣言微。传教伏女曾过我，为检遗书述指归。”他仍然在探索。

文通论经，探讨地域文化之异，论史亦然，因地域不同而历史传说有异，乃分古史为三方：东方史学（孟子为宗），三晋史学（韩非为宗），南方史学（屈原为宗）。文通学生杨向奎以此说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相提并论，认为顾说从时间言，蒙说从空间定。这是值得注意的提法。

康有为袭取廖季平之说，言托古改制，蒙文通则追源“一王大法”之本，言“春秋素王”首言“革命”（这“革命”乃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义），在汉代专制之下，儒者乃退而易“革命”为“改制”，“改制”只是第二义。抉本穷源，南海之只言“改制”被揭出本相。文通此论，亦与其师廖季平异。

廖氏坚持今文家说，反对以经为史。文通是经学家，也是卓越的史学家，平生著述，经史并重，他兼采古文家六经皆史之说，把六经看成古文献，并进而明先秦各国都有自己的古文献，所有这些现存的古文献都是研究古史的根基。不守一先生言，不固执家法，文通所以为大家也。

廖季平诚然一代大师，然偏执今文，不免于固。蒙文通有师承，而兼融古文，乃通；变其法，乃创。又因其为史学家，看问题得全。又为哲学家，曾与熊十力、汤用彤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唯识，对中国思想史乃能做深的研究。博通与精深相得而统一，有容乃大，蒙文通得之矣。钱穆《师友杂忆》颇有忆与文通同执教北大之情，其中一段写到熊十力北来，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熊十力四人终日聚谈。“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汤用彤）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余为之作缓冲。”读此，具见一代学人之风，不禁兴我思古人之叹。

师承，兼吸众家，变法自创之理，于廖蒙渊源或可见之。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

本文材料有取于《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及《蒙文通学记》有关诸文者，不一一注明。

（原载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