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和维新派在近代探索的区别

近代中国的思想对抗比较复杂，过去那种“两军对垒”的陈述，把丰富多彩的思想活动概括为两大对立派别，有简单化的偏失，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概念先行”的嫌疑。厘清近代以来思想对抗的线索，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如何对待日益严重的鸦片危害，在清廷大臣中就有过争论，即所谓弛禁派与严禁派之争。当时的争论，主要针对鸦片泛滥导致白银外流造成的财政问题，以及吸食鸦片造成的社会问题。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主张缓禁。林则徐不同意缓禁，先后上奏《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和《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两折，主张严禁。“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这一争论，实际上是如何治理鸦片弊端的不同策略之争，而不是思想派别之争。1838年，以主张严禁著称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折请求严查吸食，提出限期一年戒烟，尔后发现吸食者诛。道光帝把黄爵滋的奏折下发各省督抚将军，征求地方大员意见。29位督抚将军的应对奏折中，都主张查禁鸦片，但方法有争议，8人支持黄爵滋诛杀吸食者的方法，包括林则徐在内;19人主张查禁海口，但不赞同黄爵滋查禁吸食的提议(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当道光得知皇室也有人吸食鸦片后，大为震惊，处罚了许乃济，此后大臣中不再有弛禁一说。林则徐之所以被委任为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以办事认真得到朝野公认，且主张严禁。但林则徐执行的钦命，是查禁海口而不是他自己主张的查禁吸食。总体看，鸦片战争时期的弛禁与严禁之争，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之争，而不是思想之争，更不是和战之争。

鸦片战争后，西学在中国从传入到扩展，步步深入，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弹。此后的朝野争论，具有了思想史的意义。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在“中学为体”这一点上，顽固派与洋务派具有一致性，但在“西学为用”这一点上，他们则与洋务派尖锐对立。他们隐隐感到，任由西学之“用”发展下去，迟早会动摇中学之“体”的根基。因此，他们为了保持“中体”的纯正与传统，与“西用”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最早与洋务派展开交锋的是大学士倭仁(1804—1871年)。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曾为同治帝师，所著辑有《倭文端公遗书》。他是深受曾国藩等人推崇的理学家。其基本思想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坚守传统儒学的君子小人之辨和修身养性之术，其学术路径由王学入手，转归程朱。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日记之中。时人称倭仁的日记“质之天人而无愧怍，传之后学可为典型”。道光时的理学名家唐鉴，曾赞誉倭仁“用功最笃实”。对理学立场的坚守，使倭仁同洋务派发生了尖锐冲突。洋务派的观点，是强调中学的“礼义人心”可以同西学的“权谋技艺”结合，而倭仁的观点，则是强调二者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需要指出，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多数还是赞同富国自强的，他们并不是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的利禄之徒，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表现出的是传统儒学对家国天下的道义担当。但他们认为，富国自强的正道是坚守传统儒学的治国方略。倭仁在当时开出的救国方子是:正学术、养人才、求直言、化畛域、裁冗食、警游惰，重本黜末、崇实黜华(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四《日记》)。同治六年(1867年)，鉴于西方器用离不开西方学术，同文馆为了适应洋务需要，提出考选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使中国传统的天文算学与西方自然科学对接。倭仁坚决反对科甲官员进入同文馆，尤其反对任用西人为教习，认为“师夷”等于“事仇”。奕通过同治皇帝下诏给倭仁施加压力，谕令由倭仁主持别设一馆讲习中国的天文算学，与同文馆的西学展开竞争;又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他看看洋务究竟如何办理。倭仁以辞职相抗，但不改初衷，坚持反对西学。此后，倭仁一直是反对洋务派的领袖人物。

在咸丰同治时期，遭受侵略的耻辱感和坚守传统的正义感，使倭仁能够得到极大的社会支持，朝廷赞同迎合者甚众。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进展，这种以中学对抗西学的思潮一直有着较强的声势，修铁路，开矿山，无一没有反对者。反对的理由除了倭仁式的道义论外，还有祖宗法制、山川神祇、民情舆论等等。这种对洋务派的抨击，在朝廷主要集中于以翰詹科道^[9]为代表的“清流”，在社会主要集中于比较守旧的乡绅和比较正统的学人。但是，持这种批判论调的人物，往往看不到时局大势，被洋务派视为迂腐。例如，当时的章奏，往往一说就是“中国之强弱，视乎政事之得失，而不关乎货财之多寡;而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而不关乎兵力之盛衰”(见方浚颐:《议复赫威两使臣论说》，《二知轩文存》卷二)。所以，守旧派能够拿得出手的，主要是对洋务人物的道德批判。旧学对新学、中学对西学的对抗，往往从道德立场出发指责“崇洋媚外”。洋务派的人格瑕疵和道德缺陷，成为这种对抗的焦点。光绪年间丁立钧奏折曾言:“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自前巡抚郭嵩焘、丁日昌等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而议者乃竞以为然。至于近年，总督李鸿章、侍郎曾纪泽率皆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如洋人屡次请开银行，经部奏驳，而李鸿章以为可从，率与私议草约，事几欲行。假如此议一行，则国家利权寄之洋人，其害有甚于开铁路者。李鸿章读书明理，而惑于邪说，遂至蒙昧如此，然其心犹公而非私也。至于按察使周馥，道员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辈，其人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多为创设，阴便私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5－256页)显然，“惑于邪说”或者“蒙昧如此”尚可商榷，而“阴便私图”则万恶不赦。以义理抗拒新学，以道德贬斥洋务，是这一时期守旧派在政论争议中的主要手法之一。

守旧派的这种道德攻击杀伤力极大，即便声望之隆如曾国藩者，亦不可免。同治九年，曾国藩奉旨办理“天津教案”，面临的道德攻击使他左右为难。权衡利弊，他下定决心置自己的声名于不顾，为国家求和。在家书中称:“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当他为了平息事端而将没有过错的府县官员奏参革职、交部治罪时，他内心是愧疚的。“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此后，曾国藩深深地感到了道德攻击的压力之大。“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74－1382页)当今还有些著作把曾国藩的这种“内疚神明，外愧清议”的自省作为他的自述罪状，未必妥当。

郭嵩焘的境遇，是遭遇守旧派道德攻击的一个典型。他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由此蒙上“汉奸”恶名，遭到种种热嘲冷讽，甚至士林羞于与其同行，即使同情者，也惋惜他因此而毁掉了一世清名。好事者作对联讽刺他出任公使之职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日记纪闻，生前就被毁版。死后也不得安生，还有人奏请开馆戮尸以谢天下。对郭嵩焘的攻击污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清流对西方文化的无知和敌视。

由于郭嵩焘的日记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建议中国采用西方的治国之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何铸)即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他的助手刘锡鸿，向朝廷举奏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是“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是“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参见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现在看来，郭嵩焘的作为，都属于最一般的外交礼仪，然而，在当时却犯了众怒^[10]。刘锡鸿甚至公开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迫使郭嵩焘提前离任。郭嵩涛在一片唾骂声中回国后，回家也遭到阻拦，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贴于大街上。此后郭嵩焘郁郁不得志，晚景冷落，直至愤懑而终。这个例子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心态。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中，这种心态与正义的反侵略斗争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大动荡。

道德批判与政见之争交织的结果，有可能削弱政见抗争的思想意义，甚至导致攻讦隐私，制造谣言，把思想交锋与人身攻击混淆一起。例如，张祖翼记载了清流张冠李戴参奏洋务派马建忠一事。说:“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抨击洋务派的奏折把马星联的事栽到了马建忠头上，了解情况的张祖翼为之辩白，相关人士还不大相信。即便事实确凿不可辩驳，造谣传谣者也以道德上的正义掩饰自己的错误。这种道德批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其副作用值得引起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视。

光绪以后，体用之争扩大到体用内涵和外延的争论。此前是守旧派攻击洋务派，此刻是维新派也批评洋务派。前者指责洋务派放弃了中国道德礼义，后者指责洋务派治标不治本。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就认为，洋务派的举措属于修修补补，不足以救国。“诚以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他的批评是说洋务派变得还不够，仅仅是小变，而他主张大变。“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认为洋务派局限于事务性弥补，而缺乏“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全局观。中国需要的是变法，而不仅仅是变事，他用对洋务的批评，为维新变法张目。梁启超对洋务派的批评更加直接，而且点名道姓。他把中国比喻为一座“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的千年老屋，满族亲贵闭目塞听，“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而李鸿章、张之洞之流“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不足以挽回大局。“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只有从根本上维新变法，才可挽救危亡。“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政变原因答客难》1899年1月12日)以此观之，维新派批评洋务派，并非誓不两立的对垒，而是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过分夸大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对立，有违历史实际。

正因为洋务与维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使一些洋务派人物多多少少能够与维新派站到一起。戊戌政变后，曾经有人向慈禧太后揭发李鸿章资助过康有为。慈禧追问李鸿章说:“有人参尔康党。”李鸿章正言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事见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如果只看到洋务与维新的对立而看不到二者的一致，就有可能误读历史。

守旧派对维新派的攻讦就不一样，具有誓不两立性质。光绪年间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中西之争、新旧之争更为激烈。反对维新的代表，有湖南的名绅叶德辉、学者王先谦等。以王先谦和他的学生苏舆最有代表性。

王先谦像

王先谦(1842—1917年)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他在学政任上开设书局，刊刻《皇清经解续编》1000余卷，编刻《南菁书院丛书》;去官后回籍担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岳麓书院10年，在学术上有着辉煌成就，编著有《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水经注合笺》《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等。自著有《虚受堂诗存》《虚受堂文集》《葵园自订年谱》。他治学严谨求实，人称“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在学问上成就极大，但在政治上极端保守。维新运动中，湖南是新政的重要基地，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南学会、《湘报》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大力宣扬变法思想，倡导民权学说。王先谦从传统礼教出发，对维新人士极尽攻讦。他与湖南绅士叶德辉、张祖同交往甚密，曾共同发布《湘绅公呈》，抨击维新人士，要求抚院整顿时务学堂，驱逐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指责梁启超“志在谋逆”，所作所为“背叛圣教，败灭纲常”，并鼓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院的学生拟定《湘省学约》，以约束学生，拒斥维新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先谦的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所收均为政变之前守旧人士与维新人士的论战文章，以验证他们的“先见之明”。这些文章专门从学术角度批判康梁学说，苏舆在序中声称:“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康有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祸世”。批判康梁的维新思想是“伪六籍，灭至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王仁俊:《实学评议》，《翼教丛编》卷三)所以，作为正统儒教的卫道士，他们编辑这部丛编，“专以明教正学为义，至康梁等造逆之谋，乱政之罪，载在史宬，昭示寰寓”，故名“翼教”。全书收录了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梁鼎芬、孙家鼐、朱一新、王仁俊、洪良品、屠仁守、安维峻、许应骙、文悌、宾凤阳等人反对变法维新的文章(苏舆:《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翼教丛编》的文章都有高度针对性，如以《长兴学记驳议》批驳康有为《长兴学记》中的“人性平等”观点;以《正界篇》《读西学书法书后》批驳梁启超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和《读西学书法》的新学观点;以《辨辟韩书》批驳严复的《辟韩》一文毁坏“伦纪纲常”;以《牺轩今语评》批驳湖南督学使徐仁铸的《牺轩今语》。所有文章，都以维护纲常名教为主旨，抨击维新思想，反对民权学说。他们强调，君臣纲常是保证社会秩序之必须。“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作为传统的守护人，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若再缄默不言，上负君国，下误苍生，问心何以自解?”(《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

需要指出，经过近代化冲击的守旧派，他们并不是完全不了解西方，这些守旧人物说起西方各国政治文化，也是如数家珍。如“罗马结死党，立私会，法党叛新君，南美洲民起而争权，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盗贼渊薮矣”等。然而他们的结论是“可见民主之政未必能久，法之多乱”(王仁俊:《实学评议》)。另外，这些守旧人士对维新思想的抨击，尽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他们毕竟多数还是学人，具有一定的学术因缘。如王先谦尽管同梁启超的观点势同水火，但却能称道梁启超写的《新大陆游记》，并在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时多处引用。叶德辉抨击康有为，声称康有为之害大于魏忠贤，但在指出康有为的孔教模仿路德教所存在的问题时不乏学术眼光。所以，即便是思想对抗，其中也有相反相成、推动认识深化的因素。这种相反相成，在后来新文化与保守派的论争中，在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有着更进一步的表现^[11]。

近代思想史上的冲突和对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冲突着的观点在不断变化，即便是争论的当事人，随着形势变化和认识转移，自身的立场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例如，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在早年曾经对中国的制度体系高度赞扬，仅仅看重西方的兵器。称:“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9页)后来，他自己也站在变法一边，甚至支持过康梁。“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复陈筱舫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一贯反对洋人，几近顽固不化的醇亲王奕，受命主管北洋水师后，职责所在，迫使他转向支持洋务，反问批评洋务的众人道:“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32页)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先锋梁启超，更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一个代表。即便是“两军对垒”，在表面的“水火不容”背后，也可能有犬牙交错的思想渗透。例如，视维新为敌的王先谦，并不反对鼓励工商，他曾在甲午之后投资1万两白银创办企业，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成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不过因为他不善其事，导致亏损，最后无奈才交由官办。戊戌变法中强力支持光绪的翁同龢，实际上却对洋务并不了解多少，他对维新的支持，立足于借变法之力使光绪摆脱慈禧控制，进而树立皇帝权威;而慈禧对变法的镇压，也不是完全出于对维新的反感，更多地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有儒学内部的学派争论，如汉学和宋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也影响着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变化。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可对近代思想冲突有更准确的认知。

【注释】

[1]三不朽之说，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大夫叔孙豹与范宣子的问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后，三不朽成为世人追求的理想境界。曾国藩自己在同治三年八月初五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也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立言如马班韩欧，古今曾有几人?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也。”据传，曾国藩去世后，有挽联称其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后人遂以他为近代三不朽的楷模。

[2]《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7～1994年出版，共30册，分为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等。以下所引，只注明篇名和分册。

[3]“校邠庐”名称，来自于扬雄《太玄》中的“斐如邠如”，以寓文风;“抗议”一词，来自于《后汉书·赵壹传》的“下则抗论当世”，以陈位卑言高之政见。

[4]有些论著在人物分类上把郭嵩焘、郑观应等人列入早期维新派，把他们与洋务派区分开来。本书认为，郭嵩焘等人的思想，属于洋务派的深化，在基调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属于由洋务到维新的过渡型人物，而且更靠近洋务派。另外，陈旭麓指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其分歧远远没有他们与顽固派的分歧大。具体可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或《陈旭麓文集》第一卷《近代史两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夏东元标点本段曰:“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笔者认为，这个标点不妥。应当标点为“……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大经大本”同后文“守经固本”对应，“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是对“大经大本”的阐释。“大本篇中……”语句不通，“篇中”指代本篇的道器辨析，相当于今日所说之“本文”，且不能用句号。

[6]汤志钧标点“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一句时，在法俄之间加了顿号，变为“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有误。该折专为进呈《俄彼得变政记》而作，与法国无涉，顿号使动词效法之“法”变成名词法国之“法”。

[7]关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有学者认为剽窃自张之洞幕僚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美国汉学家列文森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并有较详考订，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郑大华等译。但也有学者不同意剽窃说，见陈鹏鸣《康有为“剽窃”说辨》，载《光明日报》2003年5月20日。不管是否剽窃，此二书是维新变法的思想依据，则为学界公认。

[8]清末新政的具体举措和收效，论者颇多，可参见前引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十三章《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9]翰为翰林院，詹为詹事府，科为六科，道为都察院。翰林院为储才之地，是正途文人的代表;詹事府本来为太子辅导机构，清朝废除太子制度后，詹事府的性质与翰林院相同，一般是士人升至翰林的台阶;六科设给事中，专职监督六部政务，批评时政，职掌言路;都察院分道设监察御史，专职纠察官吏，职掌弹劾。明清时期，翰詹科道同六部寺监隐然相对，前者为清议，后者为实务。

[10]以相关资料揣度，郭嵩焘“犯众怒”的地方，主要是他对清流看不惯，“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憍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罪言存略小引》，《养知书屋文集》卷三)其言行开罪了清流;又批评办洋务者“相为欺诬浮滥，处之泰然”(光绪五年二月十四日记);“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伦敦致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一)，洋务派也不待见。两面夹击，所以导致“颇滋物议”(死后不准赐谥之圣旨语)。刘锡鸿列举的三大罪状，很有可能是借题发挥。研究思想史，需要谨慎梳理史料，勿轻下断言。但郭嵩焘被众口一词视为“汉奸”的现象，值得作为思想史的案例深入研究。

[11]还需要指出，守旧派的“翼教”并不仅仅以维新派为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要表现出自己的道义责任，对执政大臣与君主亦不例外。如安维峻任御史，“直声震中外”，有“殿上苍鹰”之称，后因直谏被“革职发军台“;朱一新弹劾李莲英视察海军有如唐代宦官监军被降职;屠仁守立谏西太后“节游观”被革职永不叙用;梁鼎芬更是以弹劾李鸿章而著称(但梁弹劾的依据，却是说李鸿章在日本有“寄顿倭国之私财”，战前“接济倭国煤米军火”之类的市井传言)。全面认识这些守旧派的言行，有助于恰当评价晚清的思想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