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天的“超女”保卫战

18.3　2006年春天的“超女”保卫战

“超女”秘档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官员的政治敏锐、一个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一个传媒专业人士的专业水准。在以上“秘档”中,魏文彬2006年5月14日就《超女·舆情动态通报》第36期所作的批示值得注意。这是湖南广电2006年春天“危机公关”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同时也被认为是魏氏政治智慧的典型案例。2006年4月20日,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在“中国剧”《天鹅湖》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弘扬高雅艺术时顺便“炮轰”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称“超女绝不是艺术,是对艺术的玷污”,一语既出,四座皆惊。“第二天,全中国都地震了。”(刘忠德语)^[5]

“超女”诞生之后,一直以来说好说坏的都有,但如此高级别的恶评尚未有过。刘忠德非等闲人物,他曾是国家教委副主任(1985—1988年)、国务院副秘书长(1988—1990年)、中宣部副部长(1990—1998年)、文化部部长(1992—1998年),“炮轰”“超女”之时,他除了拥有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之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第二天,《华夏时报》以《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指超女超男是对艺术的玷污》为题爆出了这一意外得来的“猛料”。其时正值2006年度《超级女声》海选启动之际,“刘忠德炮轰超女”立即成为各式媒体的绝佳内容,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纷纷组织相关报道和言论。有附和,有批驳,有非理性的吵吵嚷嚷,有理性的分析与批判,一时之间,“刘忠德”和“超女”的字样几令“洛阳纸贵”。4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超女遭贬:消费时代的艺术主导权之争》一文,在理性分析一派中较具代表性:

自从超女、超男活动风生水起以来,传统派艺术家们的口诛笔伐和广大民众的趋之若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低俗”之说到“玷污”之说,传统派艺术家们正在增加其话语暴力指数,与此同时,迎合和赞美之情也在扩展其势力范围。在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艺术之争,毋宁说是艺术主导权之争。具体而言,在这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艺术家们和公众对于谁应该主导艺术的走向,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和断裂。

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时代遗世而独立。今天,我们谈论超女、超男,也无法抛开消费时代这一宏大背景。继福柯之后最杰出的文化理论批评家布迪厄指出：“消费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事实的确如此,消费时代的来临,重估了一切价值,也包括艺术鉴赏趣味。高雅文化被请下神坛,遭到彻底的“祛魅”,取而代之的是娱乐的、先锋的、寄托个人经验的大众文化横空出世。

但显然,精英艺术家们并不甘心于这种痛苦的挫败,艺术主导权的丧失对他们的打击以及企图夺回阵地的冲动,使得他们对诸如超女、超男活动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讨伐。而在品尝到大众文化的甜头之后,公众们也感受到了捍卫艺术主导权的必要性。自此,我们看到,两大阵营虽动辄就以“艺术”来说事,但实质上艺术本身已经无关紧要,图穷匕见的是主导权的纷争。

到底谁应该主导艺术的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事实上,这绝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于是,宽容和理性变得重要起来。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分层次的,人的需要也是多面的,我们就必须承认,不管是高雅艺术还是大众艺术,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那种唯我独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必不见容于艺术,甚至会使我们的文化艺术陷入一场灾难。

然而,从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先生所称的“高雅艺术比通俗艺术更需要国家的支持”的论调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倾向。他的这种话语,显然是抛弃了在艺术的领域里讨论艺术的专业精神,转而寻求国家主义的支持,并想当然地把大众艺术放在了一个“人民公敌”的位置上。无论如何,这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和富有远见的艺术家该说的话,这难道不是一种“艺术独断论”吗?艺术就是艺术,国家就是国家,任何挟国家之名以自重的艺术,都很难说是一种正常和健康的艺术,人民不需要这种艺术,人民需要的是自主选择和免于胁迫的艺术。^[6]

4月25日,《华夏时报》“趁热打铁”,又抛出了刘忠德更高级别的恶评,发表《刘忠德:不应允许超女存在》一文,称刘忠德说“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参加超女的被害了,看这个节目的也被害了”。“观众怀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看这个节目,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多可怕!观众是在用扭曲的心理、不健康的状态看这个节目。”这些言论激起了更加强烈的社会反响。4月27日《信息时报》刊出一篇题为《打一场壮观的超女保卫战》的文章,对上述言论进行了“针尖对麦芒”式的批判:

在刘忠德先生看来,劳动人民是审美趣味低下的,因为他们容易“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观众基本都是不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怀着扭曲的心理在看超女节目”,至于年轻人则更是温室中的花朵,绝对不能“在娱乐和笑声中受到毒害”。其语气之恳切,态度之真诚,用心之良苦,几乎让我这个“超女”的观众在感动之后,继而痛心疾首准备彻底放弃此类恶俗的收视情趣。

然而,在放弃之前,我很想问刘忠德先生几个问题：公众是否有权选择您所谓的低俗文艺节目解闷?您有什么证据判断全国数量庞大的“超女”观众是“怀着扭曲的心理”看节目?(这已经涉嫌人身攻击了,不过没人和你老人家较真而已。)至于您关于“广电总局有个文件,不让这样的活动继续下去”的说法则已经完全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否定。也就是说,刘忠德先生的三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还是继续看看“超女”吧!^[7]

4月30日,《华夏时报》继续报道刘忠德关于批评“超女”一事的说明会,称刘忠德“再次强调,超女现象存在对青少年的毒害,对教育是极大破坏,并认为广电总局作为管理部门监督管理不力。”^[8]

至此,刘忠德十天之内三批“超女”,掀起了2006年春天最猛的一轮舆论风暴。各路媒体纷纷出动,许多专家学者、文化名流都针对“超女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正负意见都有。尖锐的、温和的、委婉的、直率的,洋洋大观,以至于新浪网新闻中心专门建立了“文化部原部长三批超女专题”,集纳所有相关文章。

在这一场“壮观的超女保卫战”中,湖南广电明智地选择了缺席“正面战场”。

应当说,在这场舆论危机中,湖南广电采取了恰当的立场和态度,低调谦和,应对得法,达到了转危为安的效果。4月28日,欧阳常林在杭州赛区启动仪式上回应媒体的相关询问称:“‘超女’是新生的节目,难免有不完善,这都是正常的。对于‘毒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时间来回答。‘超女’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举办,我想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是往前走的,青少年成长也是往前走的,‘超女’的举办不会影响到我们和谐社会的发展和青少年的教育。”他表示,在关注青少年方面,今年“超女”会做得比往年更好,“‘超女’应该在大家关注、观众喜欢的氛围中不断地成长,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从一开始就不断关注、不断改进、不断完善”。^[9]

5月12日,在成都赛区的新闻发布会上,湖南卫视党委书记刘一平透露,湖南方面很重视刘忠德的意见,相关领导曾专程登门拜访,解释沟通,会谈气氛相当友好,“而且刘忠德也表示,某些媒体在这件事的报道上已经背离了他发表观点的初衷”。^[10]

魏文彬5月14日写在第36期《超女·舆情动态通报》上的话语,更加巧妙而有力地阐明了湖南广电高层“四两拨千斤”的卸压策略。他尊刘忠德为“刘老”,称“刘老”与“超女”的对立是某些媒体鼓噪的结果。

当年年底,湖南卫视出版“《快乐中国》丛书”,魏文彬为其撰序时再次不无幽默地提到某些媒体的“别有用心”:

有一次,一位记者试图让我抱怨一下《超级女声》所受到的非议,我却告诉他：不同的言论是多元化社会所允许的,在“样板戏”独占天下的年代,会有《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吗?我相信清明的政治环境必然培育出包容和宽松的社会氛围,这两个节目能够在非议中存活,就证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尽管我也认为,李宇春的个性也许只有在湖南卫视这样的媒体才能被释放出来,但我更相信,没有时代的大气候,湖南卫视本身的个性也无从谈起,电视湘军的创造精神也可能被“雪藏”,无从激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