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理论的构成

和谐理论的构成

Hawes（1975）认为，一种坚实的理论必须包括一种根本论述（primary statement）和一种作为从属性阐述（secondary statement）的、可添加到根本论述上的定律。原理是指在通常意义下可视为正确的一种根本论述。从原理出发，定律可以得以推断或者说衍生；定律也是概括性的、并且在经验上是正确有效的。定律中的概念应该是可观察到的、可被定义的；如果有必要，可以从定律中得到一系列假说。换句话说，假说是对预测的必要条件加以细化的一种论述，可以对之进行直接检验。下文中将列出这些原则，从而对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和谐理论加以构建。

与西方相比，中国学者研究人类传播的方法有三方面不同（Chen，1993）。首先，中国人认为和谐是人类传播的目的而非手段。于是人们认为冲突会在传播过程中对和谐产生危害。第二，许多西方学者将人类传播视为传播者努力以自己的喜好来左右交流的过程，而中国人将传播视为传播者不断地使自己做出调整和重新定位，从而相互依赖与互相合作的过程。第三，中国的研究方法显示，人类传播过程中包含了道德诉求，引导着交流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责任感；这不是依靠传播参与者的策略性话语或行为，而是通过真诚展示相互之间全心全意的关切之情（Chen，1993）。这些明显的区别说明，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指导着中国人的传播行为。Legge（1955）指出，中国人认为，人类社会只能在和谐的环境中得到滋养和繁荣。所以，对于变化的、循环的、永不停止的人类传播来说，和谐是中国人对之加以约束的最重要因素。于是，中国人传播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没有冲突的自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Chen＆Chung，1994）。因此，“实现人类关系之和谐状态的能力”成为评价一个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是否有能力的主要标准。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传播能力是一个人在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传播参与者之间发展和维持和谐关系的能力（Chen，1993）。基于和谐的概念，可以获得一个假设和一个原理：

假设4：中国人的传播意在实现人类关系的和谐状态。

原理1：在中国人的传播活动中，提高实现和谐的能力可以提高传播能力。

为了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和谐或体现能力，中国人归纳出三类指导方针（Chen，1997；Chen＆Chung，1997；Chen＆Starosta，1997—1998；Hwang，1987；Shenkar＆Ronen，1987；Wu，1964；Yum，1988）：（1）从内在的角度说，人们必须能够将三个原则加以内化——仁、义和礼；（2）从外在的角度说，人们必须能够对三种因素加以适应——时、位和幾；（3）从策略的角度说，人们必须能够对三种行为技巧加以发挥：关系、面子和权力。

仁（Jen，humanism）

仁是在两个人之间建立亲近联系的一种内心力量。Chen和Chung（1994）指出，自制和自律可以培养和提升这种内心力量。通过仁，人们自然地向他人显示爱意、友情和关心。这是把所有人都视为兄弟姐妹的中心。仁不仅有助于发展和维持自我，而且有助于发展和维持他人（Fung，1983）。因此，移情是对他人显示爱心、实现“仁”的前提（Chang，1992；Chung，1992；Yum，1988）。运用于日常交流中时，Chen（1987）总结说，仁要求约己、尽孝、爱人、尊老、敬业，并且有信。换句话说，仁是在交流中显示爱意或善意的一种集体主义美德。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人类传播的和谐状态，“仁”的行为必须建立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的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出“仁”的光芒。因此，和谐的理想是通过互惠的原则得以维持的，这要求交流活动的参与者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相互间的责任感（Chen＆Xiao，1993）。如果违反互惠原则——比如不能对好意加以回应，或是态度冷漠——往往导致中国人传播活动中不合作的情况。

原理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仁”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和谐。

原理3：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善意的程度越高，越容易维持“仁”。

定律1：一个人的惠人之心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2：一个人的移情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义（Yi，appropriateness）

义，相当于“得体性”或“恰当性”之意，是传播行为的内在标准，规定了我们在社会交流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Chen＆Chung，1994）。Chen（1987）指出，“义”对人类传播有三种作用。第一，它在传播过程中指导了个人行为。第二，通过防止人们偏离社会规范而约束个人行为。第三，义渗透了社会规范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也就是说，所有得体/恰当的行为都受到“义”原则的指导和约束。这些作用显示，“义”的状态只能通过传播过程中的得体/恰当行为而获得。因此，得体性/恰当性就成为检验个人行为是否符合“义”之要求的标准。同时，得体/恰当的行为也指向针对环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换句话说，“义”的目的是：在面对时间、空间、人、环境等不同外在刺激时，通过采用最得体/恰当的回应方式而实现人类交流的最佳结果（Chen，1987）。所以，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义”中所包含的以环境为导向的特性让我们的眼光超越个人利益，而从人类本性的原善（original goodness）出发，为提高普遍之善（common good）作出贡献（Yum，1988）。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类传播的和谐状态离不开“义”（反映在得体/恰当的行为中）的指导，而得体/恰当的行为可以通过灵活性和适应性来实现。

原理4：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义”的水平越高，实现和谐的可能性越大。

原理5：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得体性/恰当性的水平越高，维持“义”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3：一个人的灵活性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4：一个人的适应性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礼（Li，rite）

礼，源于宗教仪式礼拜，此处以比喻方式展示人们之间动态联系的特殊人性化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派生出一种人类行为，反过来将社会交流活动协调整合进入文明社会。因此，通过“礼”，我们意识到礼仪和庆典是日常文明交流的一种显性的、强化的和细致的扩展（Fingarette，1972）。换言之，“礼”象征着人类交流的正式性。中国文化不仅将这种正式性视为一种人类特性、一种语言特性，而且将之看作一种道德和宗教的特性。在人类传播的过程中，“礼”还是社会环境中行为是否适当的准则和规定。它是通过显示对社会规范的尊重从而实现理想和谐状态的一种外部手段。Yum（1988）指出，礼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仪节”（p.378）。礼在传播中遵循行为和语言的准则，从而与个人性格及社会责任相联系。因此，个人应在社会交流中执礼而行，同时积极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和谐等级秩序。

这种正式性可以很容易地在中国人日常交流使用的敬语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朋友之间有序、得体而恰当的行为中找到（Condon＆Yousef，1975；Chen＆Starosta，1998a）。这还在中国人的“客气”中有所反映。“客气”不仅有“礼貌”之意，还包含了一些个人态度，比如在人类传播过程中要恭敬、谦让、质朴、善解人意、周到而举止有礼（Wei，1983）。因此，行为唐突、在公共场合不能控制情绪都是不礼貌的；不仅违背了和谐的原则，而且由此产生的冒犯不容易被原谅（Eberhard，1971）。唐突行为较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人不太愿意在社会交流中参与争论。中国人在受到质疑时，即使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也可能会保持安静，而不是进行辩论，希望借此保住彼此的面子，维持双方关系的和谐（Chen＆Xiao，1993）。Shenkar和Ronen（1987）认为，这种社会生活的正式性是避免尴尬对立的一种方式，也是处理社会含糊情境、以集体导向控制自我倾向的一种手段。

原理6：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合礼行为的增加会带来和谐性的增加。

原理7：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正式性程度越高，维持“礼”的可能性就越大。

定律5：一个人使用敬语的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6：一个人应对等级社会关系的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7：一个人越有礼貌，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8：一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9：一个人的攻击性越弱，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仁”、“义”、“礼”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中国人传播过程中交流活动参与者内心结构的基础，是实现和谐和发挥传播能力的根本。个人必须将之加以内化，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成功传播者。不过，作为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内在基础因素，“仁”、“义”和“礼”需与三个外在因素（即：“时”、“位”和“幾”）相协调。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结合情况，将决定中国人传播活动能否在转变过程中获得成功（Wu，1964）。

时（Shih，temporal contingencies）

时，是指人类交流活动中的时间因素。对于通过传播过程而发展人类关系的循环过程，中国人用八卦及二十四时来描述其中的八个阶段（Wilhelm，1979；Chen，1998）。“震”^[3]，凌晨四点半到七点半，象征着与他人发展关系的兴起之力。“巽”^[4]，上午七点半到十点半，象征着利用温和的渗透力量而继续发展与他人的关系。“离”^[5]，中午的十点半到一点半，象征着交流活动参与者相互依附的愿望。“坤”^[6]，下午的一点半到四点半，象征着对相互关系的接受。“兑”^[7]，下午的四点半到七点半，象征着交流活动参与者之间发展的良好关系。“乾”^[8]，晚上的七点半到十点半，象征着成功关系的升华阶段。“坎”^[9]，夜里的十点半到半夜一点半，象征着关系的恶化。最后，“艮”^[10]，半夜一点半到凌晨四点半，象征着在没有进一步努力的情况下保持不变或是对关系加以维持。对时机关系加以了解、在人类交流的不同阶段进行得体/恰当的表现，这是“时”的作用。换句话说，要想对“时”加以认识，就必须具有看清合适时机的能力，从而恰当地开始、维持和结束一次交流活动。“时”这一因素是恰当性原则（包含在“义”中）的运用。在人类传播过程中，时机会发生变化；“时”说明了认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重要性。中国人认为，不能认识到交流中的时机之变，就会有碍于和谐的实现，并由此导致传播的失败。

原理8：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时”之认识水平的增加可以带来和谐程度的增加。

原理9：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时间因素的认识程度越高，维持“时”的可能性就越大。

定律10：一个人越能清楚地知道行动的合适时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位（Wei，spatial contingencies）

位，是指人类交流活动中的空间因素，即人类交流活动的静态因素，包括社会背景和传播环境。“位”像是承载“礼”的容器。换句话说，礼的运用会因社会背景和传播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位”很典型地反映在人类关系的等级结构中，即所谓的“五伦”^[11]。五伦从传统上仔细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和朋友之间的关系（Lin，1988）。这种等级结构不仅保证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不平等的互补关系，而且成为中国人进行传播活动的一种特殊背景。它将年龄、性别、角色/地位方面的差别加以最大化，在交流参与者之间倡导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Condon，1977）。因此，对空间因素加以认识、在人类交流的不同环境中进行正确的表现是“位”的作用。换句话说，要想对“位”加以认识，就必须具有认识/分清对象、事情和地点的能力，从而恰当地开始、维持和结束一次交流活动。与“时”相似，“位”整合了恰当性原则，显示出空间因素对人类传播的影响。因此，“位”也是衡量中国人传播活动之和谐程度和能力大小的一个标准。

原理10：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位”之认识水平的增加可以带来和谐程度的增加。

原理11：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空间因素的认识程度越高，维持“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定律11：一个人越能清楚地对传播环境加以认识，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12：一个人越能清楚地对社会背景加以认识，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幾（Ji，the first imperceptible beginning of movement）

幾，是苗头，是行为动作开始的微妙起点；对于进行中的交流活动，“幾”预示了结果可能性的轨迹（Wilhelm，1990）。中国人认为，具有传播能力意味着一个人应该知道在交流中隐藏什么、明示什么。这要求传播者具有一种敏觉力，从而在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因素发生变化时以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接受潜在的差异，进而采取合适的行动（Chen＆Starosta，1996）。因此，认识行为动作之发展轨迹的能力对于人们在交流中实现和谐、获得完全安全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条件（Chen，1993）。敏觉力或者说认识“幾”的能力建立于真诚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和对他人持有一种真挚坦诚之心，从而显示个人内在的一致性。真挚坦诚之心不仅帮助人们认清行为动作之发展轨迹、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从而与环境相应，而且将交流活动参与双方团结为一体（Wang，1989；Wu，1976）。所以，真诚是时、位、幾的整合力量，是联系仁、义、礼的桥梁。

原理1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幾”之认识水平的增加可以带来和谐程度的增加。

原理13：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交流结果的可能性轨迹的认识程度越高，维持“幾”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13：一个人越能清楚地认识到交流结果的可能性轨迹，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14：一个人的敏觉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15：一个人越真诚，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仁、义、礼，是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内在因素和横向因素；时、位、幾，是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外在因素和纵向因素。它们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环境网络。在这种环境网络中，中国人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策略性行为以应对日常交流。其中，三种占据核心位置而又相互依赖的能力/策略是“关系”、“面子”和“权力”（Chang＆Holt，1991；Chen，1997；Chiao，1988a；Chu，1991；Hwang，1987，1988，1997—1998；Jia，1997—1998；Jocobs，1979；Ma，199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和谐的实现最终要建立在对这三个概念的运用上。

关系（Guanxi，interrelation）

关系，是不同人/组织之间的联系。Jocobs（1979）发现，中国社会网络中至少存在9种基本的内在联系，因地理、血缘、工作、学习、结义、姓氏、师生、经济、社会事务等共同背景而形成。Leung（1988）指出，中国人更容易与陌生人发生冲突，而不是和自己的朋友。对于中国人来说，维持这些内在联系对于践行“礼”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将维持恰当的内在联系视为在日常交流活动中避免严重冲突和尴尬境遇的一种途径。不仅如此，关系还可以作为在中国社会中解决纷争或是说服别人、施加影响、进行控制的一种社会资源而加以运用（Chang＆Holt，1991；Chung，1991）。

Yum（1988）认为，因为中国人重视以“五伦”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结构，所以Jocobs论述的那些特定人类关系更易于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得以发展。而且，这些特定关系受到一系列特殊的传播规则和传播模式的约束，让人们在“对谁说”、“在哪儿说”、“什么时候说”和“如何说”方面心里有数（Chen＆ Chung，1997）。于是，中国人会在社会网络中清楚地分辨“陌生人”与“朋友”。中国人在和陌生人或是一般认识的人打交道时，会感到比较拘谨；而与亲近的朋友在一起时更容易敞开心扉（Chen，1995b）。于是，在社会交往中分辨等级关系的能力可以用来发展出一种更具支持力的传播氛围，并在交流活动参与者之间维持更紧密的和谐关系。对特定关系的强调也使得“团体内”（ingroup）和“团体外”（outgroup）成员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中国人不容易相信团体外成员。团体内成员之间的“我们感”（we feeling）常常影响着中国人传播活动的结果（Gu，1992）。Pye（1982）指出，在社会、政治或商务谈判中，任何个人欲求倾向都被视为团体等级与团体和谐的威胁或危害。

因此，知道如何创造一种好的“关系”是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实现和谐和运用能力的前提。Shenkar和Ronen（1987）认为，在交流活动参与者之间保持频繁的联系、发展双向理解、赠送礼物或给予帮助、建立个人信任和互惠关系是中国人创造良好关系的一些常见做法。

原理14：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关系”的提升可以带来“和谐”的发展进步。

原理15：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建立特定关系的程度越高，建立“关系”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16：一个人越是清楚地知道如何与他人建立相互关系，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17：一个人越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团体内”和“团体外”的成员，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18：一个人的“我们感”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面子（Mientz，face）

面子，是指在交流活动中从他人的尊重里获得的声望、自信或脸面。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特定社会角色可能有一种或多种；成功地扮演这些社会角色、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承认，可以为个人带来社会地位和声望。而面子正表现了这种地位和声望（Chu，1988；Hu，1944）。在中国社会中，为了维持一种和谐的氛围，有能力的传播者必须知道如何显示出对他人感受的尊重，或者说保住他人的面子。在中国社会中，任何故意使他人丢面子的行为都不仅会使他人在情感上感到难受，还会使其个人形象受损或受辱（Hwang，1987；Jin，1988）。因此，维持自己的和他人的面子意味着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彼此的友谊。比如说，中国人若在谈判过程中失去对面子问题的控制力，就将意味着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建议都会被拒绝（Jia，1997—1998）。

保住彼此的面子很重要，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会有所谓“先礼后兵”——尤其是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场合中。不仅如此，中国人为了保住面子常常借助中介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这种间接的传播模式使得中国人在社会交流中追求一种顺畅的语言和非语言互动。面子问题还让中国人尽量避免直接对别人的要求说“不”，尽量避免行为唐突——这些都被视为会有害于交流和关系的和谐氛围。于是，中国人会用一切方法为他们的交流对象“争面子”或是“给对方面子”，以建立和谐的交流氛围（Chiao，1981；Chu，1983）。一个人可以为他人争面子或是给他人面子的能力就成为衡量传播能力的一个标准（Chen，1993）。

Silin（1981）和Pye（1982）认为，保住面子作为日常交流中的一种行为技能，中国人不仅常常借之以管理现代社会组织，而且还利用它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尤其是运用于谈判。

比如说，Shenkar和Ronen（1987）发现，中国人参加谈判时更喜欢在最后做出让步从而保住双方的面子、维持和谐的关系。因此，面子问题成为中国人权力游戏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Wang，1992）。

从策略的角度说，寻找或创造机会向对方表达“人情”是中国为了“给对方面子”而最常使用的方法（Hwang，1988）。通过这一过程，关系网络可得以逐步发展。不过，中国社会中，人情受到互惠原则的约束。Hwang（1988）指出，中国人施人以惠时（比如赠送礼物），常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回报，双方的面子都会受到影响，进而损害双方的关系而破坏和谐的氛围。如前所述，互惠的原则要求人们在社会交流中显示相互间的责任。这种相互间的互惠责任关系会发展出一种“欠”的感觉，让中国人总是准备着回报对自己有恩惠的人。因此，中国人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有着一种明显的矛盾或是焦虑，因为他们很难确定交流的对方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以什么方式对自己有所回报（Hwang，1988）。基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面子”、“关系”以及这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依赖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交流活动成功与否。

原理16：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面子”的增长可以带来“关系”的发展进步。

原理17：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面子”的增长可以带来“和谐”的发展进步。

原理18：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他人越尊重，维护“面子”的可能性越大。

原理19：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他人的人情越重，维护“面子”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19：一个人越是清楚地知道如何为他人长面子，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20：一个人越是有办法帮助他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21：一个人“受惠于人”的感觉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权力（Quanli，Power）

权力是指为他人所重视的对资源的控制力。权力是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所认同的。在该社会中，成员们相信他们应当听从某些特殊成员的指挥，需要寻求其欢心和支持（Conrad，1994）。一个人所运用的权力往往会在社会交往中维持着交流参与者的行动和反应（Folger，Poole＆Strutman，1993）。在中国社会中，权力的基础有两种来源：“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等级结构。

Conrad（1994）指出，相互之间拥有良好关系的人们更易于遵从彼此的愿望或要求，更容易相互视对方为更熟悉、更值得信任、更有力量者。此外，如前所述，“关系”不仅能够用以避免冲突和尴尬，还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而在中国传播活动中创造影响力和控制力。Chiao（1988a）指出，“关系”已经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比如，“关系”会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想在婚丧、工作、住房、医疗、娱乐及其他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五伦”指示了人类关系的一种等级和特定结构。就Chen（1997）看来，这种社会网络的特殊结构将“权力”归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资历和权威。在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中，资历是权力和知识之所在。在中国社会中，老者继续享受着较高的地位和尊重；不仅在家庭中是这样，在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中也是这样（Bond＆Hwang，1986；Carmichael，1991）。此外，在社会交流活动中，拥有较高资历者还在提出想法/做出决定方面享受着相对较多的自由。比如Chung（1996）指出，老者们在冲突的解决和协商方面拥有很多特权，他们的资历被视同于可信度，可以决定在交流活动中是采用合作的态度还是竞争的态度；而这也常常带来社会关系中的变化，包括对交流过程的控制和对他人影响的接受（Griffin，1967；Nadle，Nadler＆Broome，1985）。

特定关系的等级结构还赋予君王、父亲、丈夫、兄长和其他拥有权威的较高地位者以（针对他人的）更多的权力/控制力。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中国传播活动过程中需要做出最后决定时权威往往会压过知识和技术，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说，Cai和Gonzalez（1997—1998）发现，在中国的三峡项目中，虽然知识和技术可以成为说服反对者的有力工具，但是最终还是由政治领导人拍板。从文化上说，政治领导人才被真正视为决策者和解决问题者。换言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特定关系结构中享有更高地位的人在问题/冲突解决的过程中被看作更有见识。因此，表现为资历和权威的“权力”，和“关系”、“面子”一道，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强化了和谐的最终目标。

原理20：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权力的适当运用可以带来“和谐”的发展进步。

原理21：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关系”的加强可以带来“权力”的增强。

原理2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资历”的增长可以带来“权力”的增强。

原理23：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权威”的提升可以带来“权力”的增强。

定律22：一个人的资历越深，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23：一个人的权威越重，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总而言之，“和谐”是中国传播之轴，由九辐相持：仁、义、礼、时、位、幾、关系、面子和权力。这些概念的功能作用和相互联系构成了理想中国人传播活动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的互动整合使得不断变化的中国人传播过程具有连续性。基于这一理论我们认识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代表着实现了有能力的传播活动，并由之达到人类传播的四个终极目标：安全感、团结感、交流愉悦感和从交流中获益之感（Chen，1993；Hsu，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