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的工作量是%的负荷

院长的工作量是120%的负荷

问：就时间和精力的比例而言，您如何在行政、教学和研究工作之间分配您的时间呢？

答：我80%的时间花在行政工作上， 20%的时间搞研究， 20%的时间教学。其中，教学工作主要是带博士生。这个学期我不教课，但要指导3篇博士论文，并参与另外两个博士委员会的工作。我知道这三样加起来超过了100%，可我的工作确实就是如此!

问：在您看来，学院院长应该更像一位领导者，为学院制定决策，把握发展方向，但较少管理日常的具体事务，还是一位管理者，管理日常的具体事务，抑或应两种身份兼备呢？

答：身为一名院长，应该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一定的眼光，制定策略的能力以及经济敏感性，但对日常事务的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希望随着各种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我可以稍稍轻松一些而着力应对较大的问题和挑战。

问：能描述一下您的一个典型的工作日吗？

答：我一天大概要工作12个小时，其中8小时在校内或是校外开会，另外4小时用来回复电子邮件、电话留言，写报告，布置工作，做计划，等等。

问：您当年在DePaul大学获得数学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为什么您后来会选择攻读新闻学的硕士学位呢？您的数学专业背景对您的职业有什么帮助吗？

答：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时，听说新闻学系需要一名助教来分析数据。在我做研究的过程中开始对新闻领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终改变了专业方向。数学、计算机方面的训练教给我做研究以及批判、分析思维的能力，非常宝贵。

问：您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关系和健康传播。您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挑战又是什么？

答：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政策决策层中，国内外的健康传播理论都已非常热门。我忧虑的是，对健康传播的期望已超出了它的潜力。也就是说，行政管理者们认为，作为社会变迁的载体，传播应比它现在实际表现得更为有效。实际上，传播只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就公共关系而言，我关注的是学术研究和职业实践之间的差距。市场营销和广告领域的这种差距小于公共关系领域。业界应给予学术界的研究更大的关注，而学术界应对业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更敏感。

问：我读过您写的《深入战火》(Into the Fire)，这本书生动地描写了您在以色列的见闻经历。是什么吸引您去以色列的？在您看来，以色列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状况如何？

答：此前我一直非常迷恋那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我现在对中国的迷恋。以色列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非常重视政治传播，这可能与政治及社会问题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有关。学生们很强壮，部分是因为他们年纪更大一些并有更多的在军队中服役的生活经历。在以色列，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这些研究将为学生最终的职业生涯提供坚实的基础。

问：您在书中谈及“9·11”事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那么在您看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在我看来，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受到的启示和震撼应该更大一些。很多别的学科在“9·11”之后建立了新学科，发展了新的跨学科研究队伍等，而传播学并不如其他有些学科那样势头迅猛。

问：您去过中国吗？您与中国有过什么样的学术合作吗？如果没有，在未来的中国之行中，您会有哪些学术方面的打算？

答：我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去过香港和北京，两次旅行都棒极了!我们非常有兴趣在中国寻找有关学术项目、留学机会及研究合作的伙伴。在我们的学术项目中有很多中国学生，我们非常有兴趣与中国发展更多的联系，打开新的局面。这将使密执根州立大学及中国的合作者都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