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集团化的进程及现状

三、我国出版集团化的进程及现状

(一)历史进程

自1988年至今,我国的出版集团化建设已经走过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也是整个中国开展企业集团化建设的初期,该时期组建的出版集团以“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发行集团”为代表,性质上属于一种松散的出版社联合体。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一批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由地方政府批准的联系紧密的出版集团(有很多以总社命名),以山东出版(集团)总社、四川出版集团公司、江西出版集团为代表,但这些集团并没有真正实现集团化运作,体制和机制没有实质性改变,行政色彩浓郁,组建的动力一般来自新闻出版局。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一批由中央政府批准的、以资产为纽带的国家级试点出版集团,包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等。这些集团逐步进行出版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尝试,资本、经济纽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部分解决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问题,开始向真正的企业集团迈进。

(二)发展现状

经过十多年的集团化建设,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图书出版为主体的出版集团。这些集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牵头组建的区域性编、印、发一体化型的出版集团,如广东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二是以出版为主业,横向联合建立的书、报、刊、电子音像一体化的综合性出版集团,如世纪出版集团、科学出版集团等;三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采用低成本扩张的方法不断衍生出具有法人地位实体而形成的虚拟出版集团,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福建教育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等,尽管它们没有集团的称谓,但却形成了事实上的集团格局和运作规模,因此,也可算作一种集团类型。

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首先,在思想上存在着认识不足和抵触情绪。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一直实行计划经济,许多人过惯了安稳日子,对于组建出版集团的必要性认识不够;有的人更是担心集团化会触及个人既得利益,因而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这两种思想都对我国出版集团化建设形成了一定的阻力。此外,在集团化操作的过程中,由于对企业集团的相关认识不够准确,对出版集团的特殊性存在模糊认识,因此,将铺摊子、扩规模作为集团化经营的主要目标,导致了集而不团、联而不合、大而不强等问题的出现,集团化仅仅完成了低层次的数量叠加,并没有实现质量、效益上的整合与飞跃。对于目前存在的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培训、研讨等方法,不断地深入研究,提高认识,加以解决。

其次,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出版集团的建设离不开相关法规的指导。然而,目前我国虽已颁布了十多项关于企业集团化的法规,但都只是针对一般行业的企业,对于出版业这种特殊行业和出版社这种特殊单位是否适用,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界定图书出版集团的性质、申报条件、审批程序、组织结构、市场定位、业务范围等详细问题,使得出版社在开展集团化的过程中只能自己试探、摸索,难免会走入误区,迷失发展方向。因此,对出版集团,特别是图书出版集团的法律、法规建设亟待完善,这是目前集团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体制尚待理顺。现有的许多出版集团,都是在多种行政力量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普遍缺乏市场化基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出版集团大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其经营者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在经营活动中还受制于主管单位,缺乏经营自主权,内在动力不足,这必将导致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束缚,从根本上阻碍集团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壮大。因此,出版产业要从体制上去突破,一定要以资产为纽带,以市场为主体,推动出版、发行单位的改制,大力推进国有资产授权经营,逐步实现政企分开,明确出版集团实施经营管理的目标、权限、利益分配以及责任,这也是今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出版集团整体水平落后。目前,我们进行出版业集团化的实践活动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现有出版集团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集团化。已有的集团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相比,差距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整体规模小,形态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规范的产权结构、管理模式、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跨媒介经营还不普遍;同质化严重;地区化特征明显等等。因此,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向国际大出版集团学习,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是摆在我国各出版集团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