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金融安全现状

7．1　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金融安全现状

7．1．1　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7．1．1．1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稳步推进，金融业“入世过渡”进程已过半。在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之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形成机制，汇率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政府意志，而扩大金融开放又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承诺。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面对的是两种货币——本币和外币，两类金融机构——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双重目标——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双重政策协调——对内协调与对外协调。这样复杂的调控环境，使得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大大增加，有效性大打折扣。从2001年至今5年来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就以人民币外汇占款比率不断提高这一情况而言，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在汇率不能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中央银行的干预操作才能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再加上企业和居民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结售汇率体制使大量的外汇储备只有由政府来持有。当外汇储备达到一定的规模后，过多的外汇必然导致政府加重持有外汇的负担。一方面政府必须动用大量的本币来保持与所持外汇的均衡，这样就不得不挤占大量信贷资金；另一方面大量信贷资金被过多的外汇所挤占，必然又影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信贷资金。政府考虑到要加快经济的发展，不得不额外追加信贷资金的投放，而信贷资金的额外追加，货币投放必然增加，这又会加快物价的上升速度，物价稳定的目标难以实现。从近年人民币外汇占款比率逐年上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2001年12月人民币外汇占款达17856．43亿元，占当月资金运用总额的11．62%，而到了2005年12月，人民币外汇占款高达71211．12亿元，占当月资金运用总额的23．58%，^[1]也就是说当月资金的近1／4用于外汇的持有上，而没有投放去参与国民经济的循环。

7．1．1．2　对银行业发展的消极影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虽然会使银行业得到一些如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外部资金进入我国的渠道以及有利于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等收益，但我国银行业也面临着如银行业市场份额损失、赢利能力削弱、流动性受到影响、金融风险监管面临严峻考验、金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金融波动潜在压力增加等一系列严峻挑战。首先，随着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数量增加，特别是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后，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与外资银行相比，尽管我国银行业也拥有一些竞争优势，如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誉的支持、已拥有极为发达的国内网络系统、了解国内金融市场和具有在本土经营的丰富经验等。然而，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主要表现在体制、经验和创新、资金实力和赢利能力、国际业务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负担沉重、在高风险中运行等诸多问题。此外，制度环境因素也使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冲击加剧。从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与外资银行竞争力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由于我国金融监管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如果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风险。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外资银行将其业务的重点集中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方面，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外资银行在这些方面与国有银行展开激烈的竞争，会将风险转嫁给中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随着银行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而使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对这一体系的监管将变得更为困难，谨慎性监管成本将大幅度增加。外资银行大规模的进入，对我国货币政策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而且，外资银行进入我国货币市场将可能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传导机制，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的调控难度。其次，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对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逐步取消，我国的各类企业都可通过外资银行融资，这就意味着本币与外币的融通，国际资本的流出流入将更加频繁，因此中央银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最后，在短时间内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因为随着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迅速增长，将持有较多的人民币资产。在我国金融业监管措施尚不够严密和完善的情况下，当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时，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外资银行就将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推波助澜，加剧汇率波动，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加入WTO后，我国金融波动的潜在压力增加，大规模进入的外资银行可以为外资提供一个撤出我国的渠道。根据国外经验，一旦国内金融形势稍有不稳，外资会通过外资银行撤出，从而可能引发或加剧金融波动，威胁金融安全。

7．1．1．3　对资本、货币、外汇市场的冲击。首先，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内外分别的局面，如证券市场实行的是分A、B股市场的办法。外商可以通过购买B股或购买海外发行债券的方式向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加入WTO后，证券投资将上升，大量的外来投资流入证券市场将在事实上消除A、B股之间的差别。而且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目前这种人为设置的障碍也将被打通。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将逐步全面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使货币当局在经济调控和金融监管方面面临着许多难题：一方面，如继续实行管理利率和钉住汇率制度，货币资金会因缺少弹性价格而导致短期套利等不良行为。特别是因投资者信心受挫而出现大量资本外逃的话，将引发金融动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A股的上市审批和监管方面的缺陷，目前，上市公司中的一些公司存在着严重的经营问题。一旦外国的短期资本进入中国A股市场后，如何保持股市的稳定以及如何运用退出机制营造一个健康成熟的证券市场将是监管方面有待解决的一个难题。最后，中国保险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还是在展业方式、服务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无法与国外保险公司抗衡。外资保险公司如把业务范围从目前的寿险再扩展至财险、再保险等业务，中国的民族保险业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此外，中国的信托业由于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许多信托投资公司从赢利的证券投资和代理业务中撤出，单纯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业务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将使中国的信托公司难以生存发展。随着中国金融开放步伐加快，大量的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后，必然寻求新的经营业务，扩大业务范围，从而打压中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对还处于发展中的中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7．1．2　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金融体系从一个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融入到开放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中。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经济时代资本大量供给局面的形成，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成为一种常态。根据世界银行（1997）和Calvo（1998）等提出的“外资诱导型”货币危机，在开放金融体系中，随着大规模外资的流入，使得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变弱，导致银行业过度贷款，风险贷款比例提高，不良贷款增加，银行脆弱，并形成恶性循环。在外部投机冲击和内部震荡时，投机者冲击，外资逆转，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增加，一方面国际金融体系所蕴涵的系统性风险将可能导致我国金融风险逐渐增大；另一方面国内金融体系本身原有结构性矛盾所潜伏的金融风险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将逐步呈现。

7．1．2．1　宏观金融面临的市场开放风险。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扩大，以往在封闭经济下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金融格局被打破，受传统金融体制惯性的制约，新旧金融体制之间摩擦加大以及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环境下的不适应，在金融监管机制不完善、不到位的情况下，我国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有限，市场开放风险加大。市场开放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游资投机冲击风险。目前世界上至少有近10万多亿美元游资在世界资本市场流动，每天都有上万亿美元的游资在世界金融市场流窜寻求归宿。国际游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使各国置身于外部的动荡之中。尤其是近年来国际游资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汇、股票和债券市场，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触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开放国家，由于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无疑成为外国资本投资的理想场所，其中也不乏国际投机者想借中国金融开放、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机。外部游资的投机冲击从多方面影响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一是影响国际收支。当一国出现大量国际收支顺差时，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加大一国国际收支顺差，引起市场对该国货币升值预期的强化，从而造成该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反之，当一国经济、政治形势恶化，投机游资会大规模地迅速撤出，造成该国国际收支的严重逆差，引起市场对该国货币贬值预期增强，货币贬值压力上升。因此，投机游资的大进大出极不利于一国国际收支的调节，甚至加剧国际收支的失衡。从200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所出现的“双顺差”情况来看，资本项目顺差中就有相当部分来自境外的投机性游资进入中国市场来“博弈”人民币的升值，加大了我国政府国际收支调节的难度。二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影响货币政策执行难度加大，影响货币政策自主性，并削弱政策的有效性，加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同时兼容，三者只能取其二者，因而国际投机资本与一国货币政策目标呈反向运动。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基础太弱，汇率的浮动有限，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固定汇率，由此加大了中央政府在维持汇率稳定、吸引外国资本和提高货币政策效力三者之间取舍的难度，给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增加了不确定性。

（2）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风险。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开放扩大，为一国居民持有外国金融资产（主要是外币及外币有价证券）的渠道、规模、避险工具等都提供了便利。一般来说，一国金融开放程度越高，资本管制越松，那么一旦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不利的经济迹象，大量资本以货币替代的方式迅速地转移到境外，形成资本外逃，会严重影响正常经济、金融秩序，内外均衡难以达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失效，国际收支失衡，将危及经济安全和金融体系稳定。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扩大，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现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反洗钱”的打击力度。

（3）资本项目开放风险。从国际收支角度来考察，金融开放包括经常项目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两个方面。经常项目开放是金融开放较低层次上的开放，是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较高层次的开放，是经济开放的更高要求。然而，较高层次的资本项目开放是有条件的，要求的条件有：较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汇率具有较充分的自由浮动弹性，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与制度安排，经济对外抗风险能力较强等。而这些条件的满足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达到的。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数目也在逐步增加，50多项资本管制项目中，目前已有一半项目开放了，特别是随着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在逐年上升。这些无疑加大了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

（4）金融危机传染风险。一般而言，金融全球化是指因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使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日益紧密的联系。金融全球化的实质是自由化、市场化，因而它在性质上具有“二重性”，即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资本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世界金融的动荡，给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货币金融动荡乃至社会动荡及严重的金融动荡。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因为早在金融全球化之前就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但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构成了金融危机接连不断发生的基本背景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多发生于正在实施金融改革的美欧国家。而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拉美和东欧等适应金融全球化、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地区成为危机多发地区，显示出金融危机的发生明显有沿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蔓延的特征。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连锁反应对中国的影响也被成倍放大，为金融危机的传染提供了渠道，加大了金融风险。

7．1．2．2　微观金融面临的业务风险。随着中国金融开放不断扩大，作为构成我国金融体系基础的微观金融机构面临众多的业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利率风险。随着我国货币市场成熟发展，利率机制将趋于灵活，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将向开放的市场利率转变，必将使金融机构面临比较明显的市场利率风险。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资本的流动速度和规模必然加大，缺口也会频繁出现，并有所加大，这也增加了利率风险。

（2）汇率风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扩大，外资的大量进出，会使汇率的变动更加频繁。由于我国的汇率机制并不完善，恶意投资者有可能会对人民币进行炒作，大幅改变汇率，引发经济危机。

（3）证券价格风险。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扩大，国外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价格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关联性增强。由于国外股市变动，造成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现象将极有可能发生，金融风险也加剧了。

（4）信用风险。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建设必然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企业向银行进行贷款的数量和规模将增大，由此引发的信用风险也会随之加剧。一旦发生信用风险，银行的呆账坏账过多，影响了其流动性。如果不良资产过多，支付能力不足，会引起社会范围的挤兑现象，更严重的会引发金融危机。

（5）管理风险。我国“入世”后，世界上许多具有先进金融理念和先进金融技术的机构要进来。与他们相比，我国金融机构无论在人员素质还是在管理方法上都与之有很大差距，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和态度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如内部监管制度力度不到位或疏于执行，也包括银行经营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不遵循谨慎经营原则而造成风险的损失等。这些在管理上的差距往往加大了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6）犯罪风险。这是指金融机构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犯罪活动带来的风险，如诈骗银行资金，篡改、伪造、隐瞒交易记录，撰写虚假报告，通过电脑开立非法账户、转移资金等。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使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和因特网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应注意计算机犯罪，即通过计算机主机和网络工作站在未被授权的前提下采取非法进入、修改和非法索取等一系列方式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