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与发现

三、分析与发现

1.论文作者情况

从论文作者的身份来看，绝大多数供职于高校，学术身份为正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授;极少数就学于高校，身份为博士资格生/研究生。另外在合作论文中出现少数业界人士，一般从事咨询工作，有的曾在高校任职。这跟国内学术期刊中论文作者的情况有较大不同。

论文作者所呈现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合作研究在全体研究中占很大比重。合作研究包括同一所高校的教授间的合作(一般2～3人)、教授与博士资格生的合作(较少)，不同高校的教授间的合作，以及教授与业界人士的合作(也较少)。43篇学术论文中，共18篇是唯一作者，占41.87%，其他25篇均为合作研究，且大多数是跨校的合作(见表1)。

表1　《传播学学刊》2005年Issue 1～4作者情况

注:既有不同高校多人合作又有学者与业界合作的情况，划为学者与业界合作栏。

有意思的是，在2005年度的《传播学学刊》上出现了两篇研究传播学科论文发表惯例的论文，均反映了西方主要学术期刊上论文作者所呈现的特点。

一篇是《发表或消亡:对ICA和NCA期刊中部分作者的分析》(“Publish or Perish:A Limited Author Analysis of ICA and NCA Journals”)。该项研究调查了1999年1月到2004年6月间八本ICA和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美国国家传播学会)期刊上125名作者发表的349篇研究论文的情况，对作者及其性别、学术职称和所属院校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正教授与副教授/助理教授相比有高得多的论文发表率。研究还揭示了一个大学名单(n=12)，这些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所发表的论文比其他同僚要多;并根据学术职称辨识出论文发表特别多的学者(n= 11);另外一些数据表明存在消解性别差异的潜在趋势⁽⁶⁾。

那么，在这些被引用排名名列前茅的英语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是否能很好地体现国际性或国家多样性?《传播研究领域主要国际期刊的国家多样性》(“National Diversity of Maj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写道，科学信息学会(ISI)的期刊引用排名越来越成为衡量研究输出的国际潮流，超过40本期刊采用ISI排名，被冠以“主要国际期刊”的名声。该文分析了ISI的数据，分析显示，所谓“国际”的称谓并非总是恰当。论文作者主要来自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以传播期刊的国家多样性不明显。新成立的期刊和以国际化为定位的期刊倾向于国际化，但是附属于某机构的期刊的国际化倾向不明显。该文在结论中指出，我们非常需要对国家传播期刊和国际传播期刊加以区分，增加国际传播期刊的数量，支持非英语国家的研究者⁽⁷⁾。

因此，从论文作者情况来看，论文作者主体为高校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其中正教授的发表率相对较高，并且有一个核心发表论文作者群和核心发表论文高校群;多位作者合作研究的情况十分突出，并为跨文化比较研究带来便利;ISI引用排名靠前的期刊论文作者主要来自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即便是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学者也大多供职于美国高校，因此这些期刊所呈现的研究趋势并不具有真正的国际代表性;一些证据表明存在消解性别差异的潜在趋势。

2.研究方法现状

2005年度《传播学学刊》的论文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一边倒地倾向于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量化研究方法。

从总体上来说，传播学研究范式大致可分为三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原文为“典范”，同“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该三分法沿袭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范式，分别对应社会学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的研究取向，形成实证主义(positivist approach)、诠释(interpretation approach)和批判(criticismapproach)这三个研究范式⁽⁸⁾。

我们一般认为，批判研究范式在欧洲较有影响力，而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美国十分普遍。在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中，效果研究曾一度成为主导性研究，并且发展出一套科学研究方法，并随着统计学、实验法的发展处于不断的改进完善中。所谓科学研究，是指“一种对一个或多个变量进行有组织的、客观的、受控的、质化或量化的经验分析”⁽⁹⁾。因此，一个典型的研究过程需要首先确定可供研究的主题，然后对研究对象进行可操作化设计，并提出可进行检验的假设。这样，研究就转化成对一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验证，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得出研究结论。这种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中立、客观和科学的。传播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两大类。质化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包括焦点小组、案例研究、实地观察(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量化研究包括内容分析、调查和实验研究等，常常使用统计分析解读研究数据。

从2005年《传播学学刊》中的论文全体来看，绝大多数采用了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方法，侧重经过编码统计的内容分析和调查法(survey)，实验法次之。另外有少量的质化研究方法，包括几项个案研究和一项民族志田野调查。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鲜见。对量化研究方法的侧重恰恰与学者们对研究主题选取的具体化、微观化的取向相契合。这些研究一般旨在说清一个问题，甚至某问题的一个侧面，试图在不同的语境或事例里面验证或修补某个理论，希求通过大量类似研究的积累得到中观层面上乃至宏观层面上的洞见。

据Cooper、Potter和Dupagne(1994)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1965—1989年间发表的量化研究成果中，调查法占50%，实验法占15%⁽¹⁰⁾。而根据廖圣清的研究(2005)，就实证研究方法来说，20世纪90年代采用最多的是内容分析法，其比例接近40%，其次是调查法，比例为35.7%，第三是实验法，占24.4%⁽¹¹⁾。其中，实验法由于成本较高等缘故，采用比例稍低，而内容分析法则呈后来居上之势。

调查法花费成本较低，可以考察现实环境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通过调查法，可以同时考察多个变量，并用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数据，是应用十分广泛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学刊》中，采用调查法的研究包括一项对美国以及韩国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在互联网色情的语境下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以及媒介对第三者效应的自我效力;另一项对政治社会化中的议程设置的研究，通过对学校干涉、新闻注意、讨论和信息整合的影响的调查，建构起一个青少年中议程设置的模型:事件凸显、观点加强、政治倾向加强(党派观点和意识形态)等等。

内容分析法可以有效地分析媒介上的传播内容，常被应用于媒介中的暴力呈现、报纸和电视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态度等热门研究问题上，在2005年度的《传播学学刊》上也不例外。其中包括广告中对美的理念的建构;用女性主义研究框架来研究两份新闻报纸中对女性的呈现;2002年美国竞选中竞选网站的立场采取和事件讨论;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四场亚洲地区性冲突的新闻框架的架构，等等。

实验法是具有较长历史的一种研究方法，现在的应用范围不如调查法广泛。但在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方面，实验法是最为恰当的研究方法。下面就《传播学学刊》中应用实验法的研究举例说明。

在一项对德、中、美的跨文化实验中，研究者请4～6岁的中、德、美男孩和女孩选择他们最想看的儿童故事录影带。可供选择的录影带成对出现，要么是有暴力镜头的录影带对和平、教育性质的录影带，主角的男女性别为常量;要么是男性主人公的录影带对女性主人公的录影带，暴力或和平的内容作为常量。通过对儿童们选择录影带行为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所有文化中，男孩都显示出对暴力故事的强烈喜好，女孩则显示出对和平的教育性质的故事的喜好;同时，所有的文化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更喜欢看主人公和自己性别一致的录影带，该倾向在美国和中国的女孩子中最明显;相对来说，美国和中国的男孩只表现出对男性角色的适度的喜好。研究者试图通过这项实验，研究儿童通过对娱乐的选择所进行的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自我社会化⁽¹²⁾。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媒介新闻报道框架的效果。多年来，学者们在研究后认为，媒介对政治事件的报道框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个体解读和思考事件的方式。但是，近期的一些研究越来越表明，新闻框架的影响力可能在不同的个体身上有所不同。这项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框架研究，测量了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新闻框架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如何影响他们对福利改革的认知和观念。研究者向实验参加者提供报刊文章，这些文章对福利改革的报道框架为强调对公众协助和严格的工作要求的需求。实验结果表明，新闻框架和个体价值观(利己主义或人道主义)都对个体的想法和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另外，个体价值观和新闻框架之间存在重要的互动，并对受众的反应产生影响⁽¹³⁾。

可见，实验法可以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控制，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特定问题的研究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实验法也常常应用于对新媒介的效果的研究之中。

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边倒是否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在目前被引用排名靠前的英文学术期刊上，我们很难看到科学研究方法、批判方法和阐释方法齐头并进的状态，或许这和不同范式本来就是不同社会观的反映有关。

其实，就经验研究自身来讲也一直存在互相对抗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比如大众传播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的割裂。将经验主义传统内不同研究视角加以整合，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做的努力。查尔斯·伯格和史蒂文·查菲在1987年推动了这场运动，将所有定量的、经验主义的、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视角称之为传播科学。传播科学认为要研究发生在四个层面上的传播现象:自身传播层面(个体内部的传播)、人际传播层面(两人之间或小群体内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层面(较大群体内部人的关系的语境)以及宏观社会层面(社会系统的传播特性和传播活动)。研究两种或多个层面上的现象比孤立层面上的研究更能理解传播活动。而平格利等人在1988年提出，传播科学基于传播过程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传播的先决阶段，包括对“导致传播行为的情境、个性特征、取向、能力等”的研究;第二阶段，传播的后果阶段，形成“关于传播的必要特征、产生效果的机制以及效果的力量”的理论。他们相信，如此这般，传播科学就可以打破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之间的割裂⁽¹⁴⁾。

传播科学声称自己是兼容并包的，但其实一方面在整合可以结合的视角，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推了出去。因为一旦将文化研究纳入其中，将使传播科学超出可概括、可重复、可验证的经验主义范畴。

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论文中有一些尚未脱开“文人清议”的风格，缺乏研究的规范性和对方法论的重视。在国内学者期望迎头赶上，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情况下，面对在美国成为主导性范式的经验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该采取何种态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摆脱在宏观层面上空发议论的弊病，确实可以从采用经验主义研究视角，研究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着手。但是在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如何不迷信科学研究方法、不陷入形式主义、不刻板拷贝，如何结合国内传播实情，多种研究方法并进，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3.研究主题

四期刊物上的43篇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涵盖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方方面面，既有对理论的回顾和探讨，又有对传播现象的详细解析。在分析中，某些出现频率较高的研究主题浮出水面，这些备受关注的传播理论或是传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美国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

(1)女性主义研究。

在女性主义的基本假设中，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受到了男性偏见的宰制，形成对女性的压制。在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大概涵盖以下几方面:男性的语言偏见如何影响了两性之间的关系;男性的宰制如何限制了与女性有关的传播;女性如何适应和抵制男性的口头和书面语言模式;女性传播形式的影响力等⁽¹⁵⁾。

2005年《传播学学刊》中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则主要集中在社会偏见、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如何被建构之上。《“我知道我是Freierit，但是……”:关键文化框架如何造成话语的不平等》(“‘I Know I'ma Freierit，But...’:How a Key Cultural Frame(En)genders a Discourse of Inequality”)分析了Freier的概念如何在以色列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得到使用，展示性别如何通过传播和与所属特定文化语境难以分割的联系而被建构。它揭示了文化框架加强性别不平等的根本机制，并研究了女性所采用的对抗性方法，提出对这些方法的使用归根结底加深了社会的偏见⁽¹⁶⁾。

《美的建构:对女性杂志广告的跨文化分析》(“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y: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Women's Magazine Advertising”)认为，广告作为一种媒介体裁，提供了一个研究不同文化中美的理念如何被建构的特别机会。这项研究分析了新加坡、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尚美容杂志中的广告内容，通过比较其对美的不同编码，揭示出美国社会和另两个地区在性别描绘中的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在美国，美更多地通过“身体”来构建，而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决定性因素则为漂亮的脸蛋⁽¹⁷⁾。

《新闻与图片中的女性呈现:从内容到感知的比较》(“Representation ofWomen in News and Photos:Comparing Content to Perceptions”)则使用男性文化霸权的女性主义研究框架来研究两份新闻报纸中对女性的呈现。通过内容分析得出，内容和照片中的男性比重大大高于女性;女性从业人员和其男同事相比更容易觉察这一差异;新闻阅读者则能觉察到比从业人员更多的差异;新闻从业人员不太能够觉察出在社论、旅游和娱乐单元中的性别差异⁽¹⁸⁾。

《信奉和抵抗作为修辞学图景的浪漫白日梦:SeniorNet讨论组》(“Embracing and Resisting Romantic Fantasies as the Rhetorical Vision on a SeniorNetDiscussion Board”)对SeniorNet讨论组的白日梦(fantasy)主题进行分析后发现，参加者既信奉又抵抗传统浪漫叙述所构建的男女关系，其中所浮现出的修辞学图景解释了人们的生活境遇在关于浪漫关系的讨论中所起的作用。三个白日梦结合在一起，建构出“好男人很难找到”的修辞学图景。通过这些白日梦，该修辞学共同体拒绝了在传统浪漫叙述中的女性从属地位，同时将爱的需要、拍档关系和身体亲密纳入其中。作为这些白日梦中的女主人公，女性被建构成为独立的、重要的、有目标的、寻求异性恋拍档的人。同时男主人公也赞成这种对“女性”的建构，但仍有坏人破坏女性所珍视的独立。这表明了对浪漫的意义的抗争的叙述成为了参与者赋权的工具⁽¹⁹⁾。

《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的发展动态》(“The State of the Art in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Communication”)对近年来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²⁰⁾。

而《公共关系中女性主义范式的再思考:一个根本改进的案例》(“A(Re)Conceived Feminist Paradigm for Public Relations:A Case for Substantial Improvement”)跳出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在理论层面上反思了女性主义的范式。此文对性别、权力、多样化的概念进行重构，将其作为构建公共关系意义的话语实践，提出了一个公共关系中女性主义的范式。论文提出，目前的女性主义范式依旧残留男性主义的偏见，只有改变范式的实践方式，才能使总体上的理论和知识得到丰富⁽²¹⁾。

(2)“第三者效应”。

“第三者效应”现在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假设，并被频繁应用于与媒介效果有关的研究上。

“第三者效应”首先由W·菲利普·戴维森(W.Phillips Davison)在1983年提出，他在论文中写道，身处具有说服力的大众传播环境中的人认为大众媒介对于他人比对于自己更有影响力。每个个体都会认为:“我不会受影响，但是他们(第三者们)可能会被说服。”在有些情况下，传播之所以激发某些行为并不是因为传播对其表面上所针对的受众产生了影响，而是别人(第三者们)认为它会对其受众产生影响。这便是所谓第三者效应。他并采用四个例子对假说进行了验证。他认为第三者效应假说有助于对社会行为的不同方面进行揭示，包括对宗教领袖的异端宣传的恐惧，或是对政治领导者的异议的恐惧。它一般与审查现象联系在一起:审查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会被影响，一定是那些“意志更不坚定的”人会受到影响⁽²²⁾。

在戴维森提出假说后10年间，大量研究涌现，试图证实戴维森的假说所引申出来的预测。Perloff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后总结道，个体认为传播对于他人比对于自己更有影响力的假说具有丰富的证据支持。但是，第三者效应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和所有人。当传播讯息包含不被认为对个体具有益处的建议时，当个体认为事件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时，或者当人们认为信息源具有负面偏见时，第三者效应特别有可能发生。但是，第三者效应发生的具体过程研究者们还知之甚少⁽²³⁾。

《传播学学刊》2005年中有数篇论文关于第三者效应假说。《第三者效果和环境:社会距离、社会希求和假定行为》(“Third-Person Effects and the Environment:Social Distance，Social Desirability，and Presumed Behavior”)便探索了第三者效果中的一些调节因素，比如社会希求(在媒介效果不是社会所希求的情况下效果会减弱)、社会距离(社会与自我的距离越远效果越强)。在对环境新闻报道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了第三者效果和社会希求的调节效果，但是，研究者也发现社会距离以复杂的方式发生影响。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变量——假定行为(媒介报道对他人行为的假定影响)⁽²⁴⁾。

《第三者效应和互联网色情:集体主义的影响和互联网自我效力》(“Third-Person Effect and InternetPornography: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and InternetSelf-Efficacy”)则探索了较为具体的语境:互联网色情。这项研究通过对美国以及韩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人数为232人)研究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以及媒介对第三者效应的自我效力。研究有两项发现:首先，研究首次显示在西方文化中互联网存在第三者效应。参加调查者认为互联网色情的负面影响对他人比对自己的影响更大，而这种第三者效应的视角带来了对互联网审查的支持;其次，尽管以前的研究没能够证明文化对第三者效应产生作用，本研究的数据表明文化是重要的先行者，集体主义减少了第三者效应，并随后减少了对互联网审查的支持⁽²⁵⁾。

将研究的触角伸到第三者效应发生的知觉过程上去的是《理解第三者效应的知觉过程:预测多重表现语境下可感知的影响》(“Understanding Third-Person PerceptionProcesses:Predicting Perceived Impact on Self and Others for Multiple Expressive Contexts”)，此文研究了第三者效应的知觉过程中讯息语境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对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原假设认为，语境需求和“自我—他人”的差异量级呈线性相关，事实上，讯息语境和特定的受众中的“他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相互影响表现为对可感知的接触的判断，但是对造成特定群体的易感性的刻板印象也有一定作用。所有的研究正以持之以恒、零打碎敲的方式慢慢加固和完善第三者效应的假说⁽²⁶⁾。

(3)互联网上的人际传播与群组传播。

互联网作为当下对传播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介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传播学学刊》也不例外，不少论文通过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研究互联网上的人际传播与群组传播，主要关注点是电脑为中介的(CMC)人际传播行为的特点与线上群组的内部关系和动力。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社会技能层面解释》(“A Social Skill Account o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综合了对社会技能和自我表达的研究，应用在近期出现的关于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理论上。论文预测，缺乏自我表达技能的个体特别有可能喜欢在线社会交往而非面对面的传播。另外还预测，对在线社会交往的喜爱会促使强迫性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并导致一些负面的效果。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检测了假设模式，分析表明假设的模式与数据吻合得很好⁽²⁷⁾。

《审视互联网使用的不同收获:比较谈话和在线交互的调节作用》(“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Internet Use:Compar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lk and Online Interactions”)是一篇典型的研究互联网人际传播与新闻使用及影响的论文。该文指出，近期的经验研究已证实，人际讨论会中和大众媒介报道的公共事件对读者的行为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一般将面对面的谈话作为公民之间讨论政治事件的唯一途径。该文更进一步，不仅探讨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的效果，也研究电脑为中介的交互和互联网硬新闻。这项研究发现，互联网硬新闻对使用者的行为主要造成正面的影响，但也遭到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和电脑为中介的交互(如网聊)的效果中和。论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²⁸⁾。

《传播和技术的研究者如何研究互联网?》(“How Do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the Internet?”)一文则回顾了传播和技术领域的文献，并重述了Newhagen和Rafaeli's(1996)在《传播学学刊》上发表的关于为什么传播研究者应该研究互联网的问题。他们在对互联网五个重要特性——多媒体、超文本、包交换、同步和互动性的组织下对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和理论进行了讨论。论文对传播和技术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做一评估后总结了理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²⁹⁾。

(4)选举中的传播分析。

选举中的传播现象研究是传播学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曾经是、现在也是学者们密切关注的问题。《传播学学刊》对选举中传播现象的分析主要围绕电视竞选演讲，以及互联网对选举舆论及选举决策的影响，常和效果研究、议程设置等研究相结合。通常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

《谁在关心议题?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议题投票以及新闻媒体的角色》(“Who Cares about the Issues?Issue Voting and the Role of News Media During the 2000 U.S.Presidential Election”)对2000年美国国家大选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考察了新闻媒体在协助议题投票时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关注选举报道的记者更倾向于对选举活动持某特定观点。对新闻媒体加以更多关注的投票者，也更了解各个候选人在不同政治议题中的立场。这两者对于议题投票起着重要作用⁽³⁰⁾。

《收看辩论:调和及党派立场的增强》(“Debate Viewing as Mediator and Partisan Reinforc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Use and Vote Choice”)研究了新闻使用和投票选择的关系中收看辩论的作用。论文认为，收看辩论是新闻使用与投票选择关系中的调和因素，党派身份认同是观看辩论和投票选择间的缓和剂。另外，观看辩论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投票人来说是对党派身份认同的一种加强⁽³¹⁾。

《联合还是分化?电视辩论中不同修辞策略的短期效果和辩论后影响》(“Unifying or Polarizing?Short-TermEffects and Postdebat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Televised Debates”)研究了2002年德国国家选举的电视辩论。研究结果发现，普通的言论在不同政治倾向的观众中得到一致的支持，攻击性言论或是候选人对政治计划的具有事实性依据的详细陈述，倾向于将不同的受众分化开来。另外，即使对政治倾向和政治期待进行控制，短期的反应对辩论结束后的判断仍具有独立的影响⁽³²⁾。

《议程建构、议程设置、启动、个人投票意向和综合效果:对以色列选举的分析》(“Agenda Building，Agenda Setting，Priming，Individual Voting Intentions，and the Aggregate Results:An Analysis of Four IsraeliElections”)则通过对四场以色列选举的研究，确认了议程设置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议程建构，现实世界的指示器和媒介议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二阶段，议程设置，电视对选举的报道的广泛程度影响调查中被访对象心目中选举的重要程度;第三阶段，启动(priming)，在个体层面上有启动效应。在综合层面上，研究发现，在不同政治党派的成功选举中确有启动效果⁽³³⁾。另外需要一提的是，选举研究中往往涉及议程设置，而议程设置又和框架理论相互关联。议程设置中的议程建构与启动效应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概念，现在成为议程设置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被学者们反复分析与验证。

《平常的政治，或不平常的政治?2002年美国竞选中竞选网站的立场采取和讨论》(“Politics as Usual，or Politics Unusual?Position Taking and Dialogue on Campaign Websites in the 2002 U.S.Elections”)则是一篇结合竞选效果研究和互联网传播研究的论文，指出了目前围绕互联网与竞选的两种主要意见:许多人认为互联网只是传统媒体的一个附加媒体，已有的政治行为模式和信息流不过在互联网的平台上重演;其他人则主张，网络具有独特的性质，有可能形成与线下行为具根本性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本文的研究者在美国2002年选举竞赛中随机抽取了200例个案，分析了竞选网站上的立场选取和议题讨论。研究发现了在线竞选运动和线下竞选运动的一些相似之处，也发现了2002年网上讯息及整体政治信息环境和传统印刷、广播媒体所创造的环境的不同之处。结论看上去似乎太过常规性，但是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所以至少起到了对假说的证实作用⁽³⁴⁾。

(5)其他。

当前，发展传播学也成为学术方面和实践方面都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在《公民社会建设中战略传播渠道的信任的角色》(“The Role of Trust in Channels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for Building Civil Society”)中，探索了波斯尼亚公民社会发展中战略传播渠道所扮演的角色。该个案研究对波斯尼亚公民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对于政府官员、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和其他媒体的信任程度。调查结果表明，在战后波斯尼亚公民对他们的传播渠道有着中等程度的信任，但一旦需要获取重要的信息时，其他媒体看上去比政府媒体或是地方政府官员更为可信。最后，政治所属关系和伦理道德以复杂的方式影响到对传播渠道的信任⁽³⁵⁾。

而《指导/发展传播:当下的理论、研究和未来趋势》(“Instructional/Developmental Communication:Current Theory，Research，and Future Trends”)，作为对ICA的指导/发展传播分会的大量文献的总结，记录了过去几十年来学者们重要的理论发展和经验主义研究发现。另外，通过对理论和研究的强项和弱势的分析，提出了指导/发展传播框架内未来研究的发展议程⁽³⁶⁾。

另外在论文中出现的一个较新的概念是“bona fide group”视角。Putnam＆Stohl于1990年提出的“bona fide group”视角认为成员在特定团体中的参与行为受到其同时与其他团体的联系的影响。这是在群体层面上的传播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募集资金的马拉松团体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 in a Fund-Raising Marathon Group”)一文研究了一个通过参加马拉松为非盈利糖尿病防治组织募集资金的临时团体中的传播现象。此文也是当年度《传播学学刊》中唯一采用人类学田野志研究方法的文章，考察了参与者如何通过传播活动形成一个临时性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传播如何支持和鞭策成员的训练和募集资金活动，成员如何维持多个团体成员身份以及如何应对团体中成员身份的变迁，传播是否有助于团体及成员实现他们的目标。总体而言，研究发现表明，参与多个团体的活动在事实上有助于成员成功实现其目标⁽³⁷⁾。

系统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个老话题，它作为广受欢迎的理论传统之一，使我们在研究传播现象时意识到系统中不同部分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相互控制，意识到系统的完整性和相互依赖性。传播学中的不少流派都运用了系统论的原理。《二十年来的信息系统概念:理论、方法、步骤和研究领域趋势的经验主义分析》(“Information Systems Concepts Across Two Decade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ory，Methods，Process，and Research Domains”)对此进行了回顾。文章分析了21年来提交给国际传播协会信息系统分会的论文标题中的概念趋势。采用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在线性趋势、趋势中的可变性、年度频度的基础上将概念分类。分析中形成了六个趋势群集，并揭示出，概念趋势正从行为研究转向认知概念。分析同样揭示出，研究正从集中关注特定的系统、媒介或技术的媒介中心研究，转向传播的普遍过程的理论导向的研究⁽³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