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注重本国大事和华社动态

四、评论注重本国大事和华社动态

报纸的职能是克尽言责，除了报道读者们喜闻乐见的新闻外，还应该反映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关心他们的疾苦，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得到反映。此外，作为一家舆论机构，立场应该公正，不偏不倚，敢于抨击恶势力，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团结而努力。华文报纸应该站在华人的立场，承担自己的言责，为华人同胞的利益服务，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爱护。所以，要使报纸增强影响力，除了要做独家新闻、深入报道外，还要经常刊登有影响力的评论。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体现报纸办报方向。《星洲日报》的一大特点就是设有评论版或专栏，要么编辑自己写评论，要么邀请名人加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么发表读者的来信，甚至刊登指责《星洲日报》垄断华社信息和华文报业的文章。比如说2006年11月22日刊登了反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的文章《颜清文致函张晓卿》（公开信），文章指责《星洲日报》之前刊登为张晓卿收购《南洋商报》辩护的文章和评论。该文强烈表达了反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的意见，认为张晓卿一人拥有马国四大影响力相当的报纸，对华社不利。公开信说：“这封信我会先寄给你阅。三天后我才公开出去。如果贵《星洲日报》把我的信，像处理法庭宣判我入穷籍时那样大事报导，我会感到很好，反之像法庭取消我的穷籍令时那样刊登在报屁股那也无所谓；只要是全文照登，则表示你的报纸的编辑有选择新闻自由权。”我们姑且不论《星洲日报》是否带着情绪刊登该公开信，但是一份占据50%以上的华文报纸市场的大报，能够刊登如此反对老板的文章，实属难得，体现了其开阔的视野和宽宏的气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如公开信所言：“只要是全文照登，则表示你的报纸的编辑有选择新闻自由权。”《星洲日报》敢于刊登此封公开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星洲日报》的编务并未受到张晓卿的影响和左右，也反映了该报处理华社之间争议的灵活技巧。

评论是一家报纸的灵魂和旗帜。对于评论，《星洲日报》是相当重视的，除设有社论外，来论有《自由广场》、《沟通平台》，专栏有《情在人间》、《六日谈》、《有话直说》、《言路》、《每日时评》、《国际特约》等。这些评论栏目刊登大量读者的来信、来稿，其中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投稿，对反映华社意见，向政府表达华社的诉求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星洲日报》自创刊以来，就一直关心本地的时事评论，如“1980年1月份的《星洲日报》共有29篇社论，其中11篇涉及本国，占38%，课题包括推广华语、消费物价、官员外访、房屋、垃圾、橡胶及自杀风气等。至1998年10月份，共有26篇社论，有关本国的有17篇，占66%，涉及的课题有金融危机与外汇管制、亚太经济合作峰会、振兴经济等”^[3]。

除了关注本地的时事评论外，《星洲日报》也相当注重对中国事务的评论。比如说，中国在2002年3月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由于此次朱镕基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星洲日报》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一时间，农村稳定与两岸统一问题成为《星洲日报》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外，《星洲日报》也相当关注境外华社的动态。比如说，《星洲日报》本着“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理念，在印尼暴乱与排华事件的报道上秉持公正与客观的态度，作出最翔实的报道，也深获读者的好评，纷纷以书信、电子邮件和电话赞扬《星洲日报》。

印尼暴乱自1998年5月发生以来，《星洲日报》为提供最详尽的报道，除了特派记者到实地采访以外，也针对有关事件制作了专辑、系列报道、评论，以及分发号外新闻等，引起了本地华人社会对印尼事件的密切关注。

印尼发生排华暴动将近两个月之后，《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作出一项不寻常的举动。他于1998年7月5日针对印尼排华事件发表一篇充满激情的文告。这篇声明题为《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在东南亚的华文报当中，没有别的社长像张晓卿那样针对印尼事件作出强烈反应。

张晓卿在文告中说，稍有良知者，岂能对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无动于衷？岂能不对受害者寄以最大的同情，并同声谴责“台前幕后”的施暴者？他说：“今天发生在印尼的悲剧，对世界文明是一种公然挑战和揶揄，也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一种践踏。我们应该……挺身而出，替印尼华人说几句公道话。”^[4]

马国华社及一些印尼华裔都对《星洲日报》所作的报道表示赞扬，并认为其在有关事件上站稳了传媒的立场。更可贵的是，《星洲日报》没有使用煽动或含种族主义的字眼。一位自称“伍太”的印尼华裔在来信中感激《星洲日报》在过去两个多月里每日报道印尼最新局势，充分发挥了传媒的影响力，也呼吁马国公民为印尼暴乱事件中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另一名印尼华裔妇女杨女士也致函向《星洲日报》表达谢意。她对于自己没有能力协助印尼华裔同胞感到歉疚，并感激《星洲日报》在印尼事件中所表现的关注和同情，一系列中肯有力的报道和评论引起马国人民对有关事件的注意。大量读者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星洲日报》继续秉持维护正义的办报宗旨，继续发挥传媒和舆论的力量，成为民主自由社会的人民喉舌^[5]。

评论既可以表达专家学者的观点，也可以表达民间的声音，传递公众的意见信息，是一个民主建设的新渠道。事实上，正是由于新闻有时候出现缺位的现象，人们才不得不把关注度转移到事情的评论上来，希望通过评论，推动问题的解决，引起政府的注意。评论在舆论监督方面有显著作用，也显示了评论深化和提升新闻思维深度的特点。由于关注时事，注重评论的写作，所以《星洲日报》历史上出现不少著名的评论家，如郁达夫、许云樵等。

由于华人占马国总人口的25%，但却经常受到歧视和排挤，华人不断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针对政府和马华公会（代表华人的最大政党，与巫统结盟，组成国民阵线）的言论也不少，而且大多都富有建设性。综合《星洲日报》的评论来看，大多数评论关系民生的话题，讽刺政府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不得力，方法不当，呼吁政府尽快解决民生问题。因为这些话题不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不会影响到他们执政，所以属于“小打小闹”，这样也能为政府所接受，同时也能贴近华人，帮助华人解决实际问题。但是有一些涉及华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星洲日报》也敢于起来抗争，如治安、教育、腐败等问题，《星洲日报》的笔触相当尖锐，他们为维护华人的利益，坚持华人受华文教育的权利，履行了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在舆论面前，政府在执行有关华人政策时，也不得不考虑华社的态度，以恐引起华人不满，爆发社会动乱。但总体而言，由于大量报道华人的新闻，舆论也围绕华人社会展开，报纸的影响力不局限于华人社会，同时为了避免惹恼政府，刻意注意舆论导向，《星洲日报》的言论还是比较温和，强调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