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自身奇及众的偏见

“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自身”及“受众”的“偏见”之关系

既然在“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担当的职责是国际文化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那么，如何使在“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形成前由单一的、狭隘的传播形成“受众”已经完全接受的、对某些文化的“偏见”及“模式化”定型呢？笔者在这一节里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从概念“偏见”切入。根据美籍跨文化学学人布里斯林（Brislin，R.，1981，第41页）的研究，“偏见”是与“态度”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是指：“某一个体的情感反应，这就是说，代表‘感染成分’。所谓‘感染成分’是指‘被集结的有关人们的好与坏的主观感受’。”可见，当人们以带有“偏见”的眼光来判断某一客观存在时，就会出现被主观色彩影响的、被误解的认识结果。

以这一概念的解释为基础来思考发生在“跨文化情境”里的媒体传播效应，就会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条清晰的思路，即：“国际心文传播”中的“主观”与“客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得到更深化的认识，就必须涉及到“媒体模式”本质这一课题。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作简单的介绍。

根据弗里斯·克拉斯·德（Vreese C.d.，2001，第179页）的解释：

一个模式的中心范围是对现实的一定方面进行甄选、组合，及聚焦，并伴以对其他方面的排除。对于新闻方面的“模式”的研究而定义为一种“组合的思想”，一种“组合的主题”。

The central dimensionsof a frame are the selection，organization，and emphasis of certain aspects of reality，with the exclusion of others.Research on frames in the news has defined framesasan“organizing ideas”，an“organizing theme”.

既然有这样的新闻模式，制作新闻的流程就会顺应这一“模式”进行职业化的操作。弗里斯·克拉斯·德（同上）进一步指出：

“模式”能被解读为非常特别的、具体的，以及文字化的文本说明和解读为一种政治的或社会文化的情境部分。

frames can be interpreted as very specific，concrete，and formalized textualmanifestations and as part of a large political or socio-cultural context.

可见，“受众”所接收的、通过媒体传送的文化产品已经是比现实中的“事实”复杂得多的另一类“现实故事”。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受众”仍用以前接收媒体传播产品建立的对某一文化的“认识”（实际是带有“偏见”的主观反应）来审视眼前的媒体传播产品，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不可预见的接收效应。那么，对于驾驭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如何在尽量减少因“媒体传播模式”形成的局限而尽量呈现给“受众”原汁原味的“现实故事”就成为此处要关注的问题。

其次，回顾笔者在实际工作的操作经验与教训，感到在播放的各类节目中，以“纪录片”和“纪实类”节目引起“受众”用“偏见”和“先入为主”的反应来理解和认识所接收的有关异域文化的节目内容。不过，在设计和制作这类节目时，笔者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首先，节目驾驭者本身就会有和自身的“本土受众”一样的文化价值观、几乎经历了一样的教育体制提供的系统教育过程，这样，就会有几乎一样的对某些文化的带有“先入为主”的解释和认识，从而不可避免地在节目中将所聚焦的“异域文化”的“误解”表现出来，甚至会令自身的“本土受众”更坚信自己已有的那一“偏见”。

面对这样的现实，就要求以通过“国际心文传播”达成多元化的各国文化得以相互沟通与理解为己任的“英语节目主持人”以更“谦逊”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正如科瓦奇及罗森斯蒂尔（Kovach，B. ＆ Rosenstiel，T.，2001，第85页）强调的：

记者们应该对他们的技巧是谦逊的。换句话说，不仅是对他们自己从他人处所看所听的要怀疑，而且同样重要的，他们也应该对其所知那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能力持怀疑的态度。……记者需要展示“在他们有关他们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的判断方面的谦恭”。

j ournalists should be humble about their own skills.In other words，not only should they be skeptical of what they see and hear fromothers，but just as important，they should be skeptical about their ability to know what it really means.…journalists need to show“modesty in their judgements”about what they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最后，持有这样的心态来择定主题、采集第一手资料、进行编辑和制作有关异域文化的节目，就会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对所涉“议题”的每一方面更为谨慎和小心。但是，在现实的工作当中，笔者切身感受到，单凭“节目驾驭者”自身的力量还是能完全打破已有的“偏见”、“先入为主”的“成见”效应，毕竟“文如其人”这话也极为适合“节目如其驾驭人”一般。根据笔者的理论训练，认为科瓦奇及罗森斯蒂尔（Kovach，B．＆ Rosenstiel，T.，同上）的建议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他们认为：

避免歪曲议题（事件）的一个关键方法是对自身知识及自身悟性（洞察力）的局限持有一种训练有素的谦恭。

A key way to avoid misrepresenting events isa disciplined honesty about the limits of one's knowledge and the power of one's perception.

这一建议若用于节目的设计和制作中，根据笔者的经验，是通过在节目的内容安排上体现这一“谦恭”心态的，即：节目的80％内容先播出“英语节目主持人”经过实地采访得到的有关对“异域文化”的呈现，已把可能存在的“偏见”考虑在内，而后在最后的20％内容中，请“本土受众”和节目所涉的那一文化的“本土嘉宾”来以“有问有答”的节目方式，让所涉真正的“异域文化”之“当事人”（即节目所涉文化的“本土文化熔铸体”）和“节目驾驭者”的“本土受众”进行有关节目内容的“对话式”交流，因为笔者经过实际工作的积累，的确认为科瓦奇及罗森斯蒂尔（Kovach，B．＆ Rosenstiel，T.，同上，第45页）的认识是行之有效的。他们总结道：

对真相的寻找变成一次对话。

The search for truth becomes a conversation.

因此，从理论的解释到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节目驾驭者”到其“本土受众”、再从“本土受众”到“节目驾驭者”及节目所涉某一文化的“本土嘉宾”，笔者试图建立一个能够通过最直观的节目形式，来尽量消减人们普遍具有的、对不熟知的客观存在的“偏见”的逻辑线。尽管在笔者的实际工作操作过程中来看，这一逻辑线产生了令“节目驾驭者”、“本土受众”及节目所涉某一文化之“本土嘉宾”较为满意的结果。但是，笔者仍认为，驾驭节目的能力还是需要个体“节目驾驭者”在长期、不间断的实际工作过程、心甘情愿地进行“谦逊”心态的磨砺，以此提高自身的“悟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驾驭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整体的节目采编播过程中谨慎、谦恭、自然地实现作为“文化冲突”的“斡旋者”尽量消减“自身”与“受众”的“偏见”的职责。

总之，在这一章里，笔者从“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屏障”的关系、“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及“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自身”和“受众”的“先入为主”这样三个方面探讨了驾驭节目采编播过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是如何实现作为“国际文化（交叉）传播”之“文化冲突”的“斡旋者”这一职业角色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