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斡旋者”

第二节　“国际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斡旋者”

国际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交新闻。……今天外国新闻已经成为全球新闻。……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对于正在变化的、由来已久的、跨越国界的政治学的情境的诠释，在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秩序里，对于出产新闻的组织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它显示，为何“本土化”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对国际或外国新闻故事的调节而言的一种修辞策略或叙述框架，而更应该将其看成一种存在于这一组织的侧重外国新闻生产的常规之下的社会学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如此，对于欧洲的跨国化政治话语的建构与调节而言，本土化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影响。（Slaatta，T.，2001，第129页）

International news was largely diplomatic news.…Today foreign news has become global news.…The research provides an example of ho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re important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routines in a national news media order.It shows how“domestication”should not only be understood as a rhetorical strategy or narrative frame for themed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 stories，but rather as a sociologicaland ideological structure underlying the organizational priorities and routines of foreign news production.As such，domestication has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ediation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discourse in Europe.

虽然在以上的引语里我们注意到，研究员斯莱塔（Slaatta）的聚焦点是“国际新闻”，但是，我们也已经通过他的进一步解释而理解到，在“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新闻”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硬新闻”，而是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庞大的传播网中的“国际心文”。所以，对于将来自异域文化的“外国心文”“本土化”，同时将自己“本土心文”全球化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在理解和掌握了“文化轮”理论后，以艰苦的努力而建立的“独领风骚”的“视角”为载体而执行着“文化鸿沟”之上的“架桥者”的职责，就会更加意识到他们在驾驭节目时所做出的对“异域文化”及“本土文化”的释译是具有深远及长久的影响作用力的。这种“深远及长久的影响作用力”的形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有形及无形的“文化屏障”和“文化冲击”带来的负效应。这里提到的“文化屏障”及“文化冲击”的负效应是来自驾驭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自身以及节目的“受众”对某一异域文化或所接收的节目内容的反应。

在这一章里，笔者将以“英语节目主持人”的“文化冲突”之“斡旋者”职业角色定位为中心，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探讨：

◇“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屏障”的关系

◇“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

◇“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受众”的“先入为主”的关系

笔者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切入，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进行“国际心文传播”的过程中，通过制作节目进行的对“本土文化”及“异域文化”的释译而意识到如何有效地形成“文化冲突”之“斡旋者”职业角色定位。

从这一节已选定的即将展开探讨的切入点来看，“文化冲突”是进行所有讨论的关键词，所以，有必要在着手进一步的探讨前，先明确这一术语的定义及解释。

所谓“文化冲突”（Cultural Clash）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总结起来都是围绕着当事人对他种文化的态度形成的“拒绝”、“抵触”，抑或是“排斥”及逐渐努力适应的行为、语言方式而带来的结果。就笔者经历的“跨文化面对面相遇”的经历而言，“文化冲突”形成的关键点是“选择谁的价值观”的问题。当事人处在“跨文化面对面相遇”的情境中时，最明显经受心理震荡的因素并不是来自于对当地语言环境的陌生而形成的交流障碍，也不是由于当地的自然气候及饮食习惯与已熟悉的本土方式的悬殊造成的，更不是因为当地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不了解而带来的效应，而是存在于由当地人下意识中建立的“我们”和外来人“他们”的不同圈子所形成的“无形的屏障”。究其实质，这一屏障是由固守“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又在对“外来人”带有要么完全“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要么离开“我们的”国家的“强迫”色彩的心理状况下维护这一“屏障”的牢固。就在这样“我们”、“他们”相互对立的状态下，作为“外来人”的“他们”在面临新的文化时，也会产生对已经使远距离观看的自身“本土文化”产生一种强烈的怀旧心态。正是这一心态促使“外来人”形成“拒绝”、“对抗”和“排斥”已经置身其中的新的文化。如此，本文使用的“文化屏障”就这样表现出来了。众所周知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一“屏障”形成的“文化冲突”的严重性。笔者以个案形式进行分析和解剖。

个案－13：法国的法律体现了谁的人权？

法国政府在2003年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那些在法国的阿拉伯移民和难民在学校和公共场所不能配带有明显宗教标志的饰物。这条规定激发了连续几个周末的在法阿拉伯移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是不是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在法律中规定不能以牛肉作为食物，那么，印度人是不是应该起诉那些以牛肉为主要肉食的“西方”国家呢？

这就是从意识形态层面上产生的“文化冲突”。这样的冲突，如果任由媒体传播的节目放大其负面效应的一面的话，那么，这个世界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就不可能达成。所以，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这是思考如何通过“媒体传播全球化”而作为一位“文化冲突”的“斡旋者”来尽量多地消除“文化屏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