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建议和《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

二、斯大林的建议和《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

关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源于斯大林的建议；另一种说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并非源于斯大林的建议。

第一种说法源出于师哲回忆他跟随毛泽东访苏的文章中。据1949年12月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做翻译的师哲所口述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说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中曾两次提到编辑毛泽东著作的事。第一次是1949年12月16日下午6时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提出想要毛泽东著作已译成俄文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查他的著作，过去地方上出版了一些，多有误差。并提出要求苏联给予帮助。一是对原稿的帮助，最好有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来审查定稿，二是请一位俄文翻译和我们共同来译成俄文。斯大林答应了。”第二次是1950年1月下旬，斯大林在和毛泽东的“会谈中再次提到编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事。斯大林很重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希望将毛泽东的著作尽快编辑出版”。^[1]

在逄先知、金冲及等人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该书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表述：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949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6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2]

除此之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一书更是这样表述：“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编辑一部《毛泽东选集》，源出于斯大林的建议，也得到斯大林的大力支持。”1950年3月初，毛泽东由苏联回到北京后，“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的建议，结果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同。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样，《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立即着手进行。”^[3]

对第一种说法，不少读者提出了质疑。据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回忆，在“源出于斯大林的建议”之前，在毛泽东访苏前夕的1949年夏天，已经有一个《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编好的《毛选》原稿已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发给北平新华印刷厂排版，并且有约500面校样经过毛泽东校阅。因此，在斯大林动议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编辑“毛选”了。以下是龚育之对这段史实的回忆：^[4]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初编稿1949年5月6日已经发稿，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6月底就会出版，希望（前）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由于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临时装上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100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1951年10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部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分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券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1960年才出版。”

与龚育之持相同看法的还有老一辈出版家王仿子等人。王仿子于1949年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调到出版委员会，任印务科科长，亲自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据他回忆，那时候新版《毛选》的排版、校对工作正在进行。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对这部伟大著作的出版工作慎之又慎，制订了一个严格的保密制度，只允许少数人接触这项工作，原稿与校样均由编校科科长徐律亲自处理，校对工作编校科的同志不参加，而由几位有多年出版工作经验的党员承担，不允许有一份校样流到别人手里，对《毛选》收入多少文章亦缄口不言。这项保密制度使现在的调查工作十分困难，因为经手过的人太少了。这样的保密制度一直延续到人民出版社。到1949年10月，出版委员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里，才将新版《毛选》的出版工作在《七个月的出版工作》这个题目下，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原文摘要如下：^[5]

《毛选》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也可以说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现在109年以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大篇总结。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我们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为印好《毛选》，我们又改革了校对制度，树立了新的校对办法。《毛选》新版，不同于过去的各种版本的，有三个特点：①新版是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以时间为经，以文章为纬编选的；②《毛选》编委会，在许多需要加以注释的地方，加上了注释；③编委会在卷首有一篇编印新版的说明，这篇说明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的。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1949年已经有一个《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这部新版《毛选》是经过“编委会重新编选”的。这显然是与晋察冀版和东北版《毛选》有区别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曹国辉回忆，当时黄洛峰在报告中还说到这部《毛选》的稿子是在西柏坡编了带到北平来的。这句话在印出来的报告里没有。但从时间上看，中共中央是1949年3月25日到达北平的，出版委员会在4月20日的会上就谈到《毛选》即将发稿，这中间只有20多天的时间，显然不可能编一部有100多万字的新版《毛选》。所以，在西柏坡编了带到北平来发稿，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靠性。

第二，新版《毛选》到6月中旬已经过三校，编委会也校对完毕，“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过的约有500面。那么，这个编委会的成立，出版新版《毛选》，肯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第三，关于“新版”，黄洛峰指出有三个特点。此外，与旧版比，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这一次的编选工作是在毛泽东的身边进行的，每篇文章的校样都要经过毛泽东亲自校阅审定。以上是现在查得到的有关出版委员会承担新版《毛选》出版任务的一件比较详细的文字记录。第二个文字记录是出版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出版委员会在1949年2月成立，到11月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这期间在黄洛峰主持下开过30次工作会议，现在找到的，收入1995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卷的有22份会议记录。其中有关编辑出版《毛选》的记载摘录如下：

在1949年4月20日第8次会议记录中，记载有出版处负责人华应申在报告出版工作情况时，第一次提到《毛选》：“《干部必读》12种已发下9部（注：发到印刷厂），《毛选》也即将发下”，接着，出版科科长朱希建议：“《毛选》因本厂（注：北平新华印刷厂）排印条件不够好，是否可交京华（注：商务印书馆建在北平的印刷厂）承印。”朱希的建议未被采纳。4天以后，北平新华印刷厂举行开工典礼，黄洛峰到会讲话，号召全厂职工做好《毛选》的印刷工作。

在1949年4月27日第9次会议上，华应申又谈到：“《毛选》精装成本拟请工厂详予调查统计后再做预算。”又说：“东北书店来函中叙东北生产力有剩余，希望把《毛选》或《干部必读》等稿发交东北承印。但因这些书的清样都必须送请中央宣传部负责校对，在校对过程中也许会随时更动原稿，而且中央也要切实掌握这类出版物，所以转发排印，事实上做不到……”当时东北书店下属有规模比较大、设备比较好的印刷厂。

5月4日，华应申在第10次会议上汇报出版工作时说：“毛主席文选的校对工作，已大体分工。初校由厂做，二、三校由本会做，四、五、六校由王子野、陈伯达、田家英同志做，清样由本会负责。最近即可发排。”两天以后，5月6日向北平新华印刷厂发稿。华应申说的二、三校是由当时的文书科科长倪子明、出版科科长朱希等负责的。编辑科科长徐律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是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1948年合并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老编辑，又是中共党员。

5月25日第13次会议在讨论出版生产的《决议》中记载：“1.政策、《干部必读》、《毛选》等纸型暂行改打6副，本会留备2副，华东、华南、华中、东北四区各1副，余区暂不分发，采轮流周转办法……。2.各书印行数量、政策、重要文件、《毛选》、单行本等应保证供应不缺，《毛选》和《干部必读》等每种印行3万本。”

6月5日，在第14次会议上朱希报告出版情况时说：“《毛选》已排出1 000多面，252面已看三校。校样希望能有一个人负专责来看，才能发觉问题，才能统一。”

6月13日第15次会议在讨论事项中记有：“《人民晚报》登载《毛选》7月中出版一案，请追究消息来源案。决议：由秘书室函询《人民晚报》消息来源，提会核议。”^[6]前面说过，《毛选》出版有保密制度，不容许泄露，因此要追查。在6月20日第16次会议上，华应申报告：“《毛选》稿已发齐共1 200页左右，现有一困难问题即是引文的标点是在括弧里还是在外，名词的统一如托洛斯基、托洛茨基等原书是不统一的。”^[7]

1949年6月30日，黄洛峰作的《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中汇报出版工作部分记有：“《毛泽东选集》已排完1 200面左右，并已经过三校，待校清样。字数约100余万字。”这是现在查到的记录有1949年《毛选》出版情况的第三份文字材料。这里说的1 200面这个数字与1951年10月至1953年出版的《毛选》1—3卷合计1 144面的篇幅十分相近。

1951年10月12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出版总署召开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有关《毛选》出版工作，他在报告中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的慎重。在今年里头原定计划，《毛泽东选集》要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发行，出版总署曾为此发出了‘为认真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同时建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但是后来由于计划推迟和校对工作繁重，所以一直到今天才出第一卷。第一卷在全国一共印一百零六万六千册，分别在在北京、上海、沈阳三个地方印刷。这就是第一卷出版的一些简单情况。”

胡愈之是1949年1月31日到达北平的。从7月开始他就负责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建立新中国的出版行政机关多次约请叶圣陶、周建人、胡绳、黄洛峰等商议筹划，接着主持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以新华书店总编辑的身份主持这次会议。会后，成立出版总署，他出任署长。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黄洛峰任局长。胡愈之说的《毛选》在1949年5月6日发稿等，显然是出版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有一点比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里说得更明确，他指出《毛选》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编辑工作的。胡愈之这篇讲话刊载在人民出版社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编印的《人民出版社大事记》，对《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亦有记载：“4月17日。出版总署发出‘为认真作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出版总署并决定由黄洛峰、沈静芷、祝志澄、糜文溶、徐仲文、唐泽霖、王益、史育才、仲秋元、华应申、梁涛然、赵晓恩、王仿子13人组成《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黄洛峰任主任委员，祝志澄、华应申、王益任副主任委员，梁涛然、赵晓恩、王仿子任委员。同时成立华东、东北两个分会，叶籁士、李文分别任两个分会的主任委员。”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参加了12日的《毛选》出版庆祝会，并在当天的日记里有所记述；在10日的日记里也记载有关开会庆祝的事。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在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之前就已经预先计划好了的，而并非是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才开始出版的。但是，斯大林的建议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