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总店直属发行所的成立

二、新华书店总店直属发行所的成立^[4]

为了进一步做好全国的图书发行工作，新华书店的管理店、销货店和办理进发货业务的机构，应有明确分工，单独设立。新华书店总店经过调查研究，请示出版总署后，决定成立新华书店系统内专营批发（调拨）业务的发行所；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于1954年1月并入新华书店时，总店决定华北总分店的业务部门同中图总处合并成立北京发行所；1954年8月，大区总分店按中央指示撤销时，总店决定在出版物较多、印刷力量较强的上海、沈阳、重庆、武汉成立发行所。

（一）五个发行所相继成立

1953年12月29日，新华书店总店呈报出版总署批准后发出的《关于成立北京发行所的通知》中指出，由于华北总分店担负全店的发货任务不断增加，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并入新华后，进发货任务将更繁重，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在北京出版的图书进发货工作，并使华北总分店解除进发货业务，而集中力量加强华北地区分支店的管理工作，决定在中图公司总管理处并入总店后，将华北总分店图书、课本两个发行部，与中图公司总管理处合并成立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该所由总店直接领导，是专门办理在北京出版的图书的进发货业务机构。北京发行所于1954年1月1日正式成立，经理由总店副总经理史育才兼任，副经理为万国钧、倪子明。1月16日在北新华街中央电影院举行了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成立大会，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总店副总经理华应申、王益及各出版社代表出席，史育才、华应申分别讲话。

北京发行所成立伊始，经理史育才亲手拟订了《发行所第一季度工作要点》和《发行所1954年工作计划》，其要点是：①会师团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把发行工作向前推进一步；②建立企业内部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③明确与总店及销货店的关系；④加强与出版社联系，建立产销合同；⑤本着增产节约精神编制全年企业计划；⑥积极进行基本建设，做好旧有仓库的加固维修；⑦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水平。这些工作任务是北京发行所要做的，实际上也是不久将成立的上海等四个发行所所面临的任务^[5]

1954年9月，经理史育才调离，由总店副总经理王璟接任经理；10月副经理倪子明调离，1955年2月由蔡学昌任第二副经理。

随着大行政区一级机构的撤销，上海、重庆、沈阳、武汉相继成立发行所。下面对这四个发行所分别作一简略介绍：^[6]

1.1954年8月1日，成立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承担上海地区出版物和中央一级出版社在上海印制图书的进发货工作。地址设在上海市南京西路1号。经理周天泽、副经理孙立功。1956年9月，周天泽调北京任总店副总经理后，由副经理孙立功主持工作，1957年增任黄巨清、钟达轩为副经理。1956年12月，上海图书发行所公司的图书进发货业务移交给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2.与上海发行所成立同时，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也于1954年8月1日成立，经理杨新吾，副经理孟昭波、王锡成、高声符（1956年增补）。原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经办的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画报社、东北医药出版社等地方出版社和中央一级出版社在沈阳印制的图书、课本进发货业务，改由沈阳发行所办理。1955年9月，根据国际书店国内发行业务移交给新华书店的决定，国际书店沈阳办事处业务与工作人员并入沈阳发行所。1956年6月，沈阳发行所大连发运组成立；12月，原属沈阳发行所的长春第二储运科，移交给吉林分店。

3.1954年9月1日，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成立，经理倪德甫，副经理李守株、左永大。承担中南各省、市中小学课本、大中专教材、中央版图书在武汉印造发货以及湖北版图书向全国发货的工作。

4.1954年9月8日，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成立，经理任善才，副经理刘颂青。承担原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经办的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的总发行，及对西南地区供应中小学课本和中央级出版社分区印制图书的进发货任务。

（二）发行所的性质、职责范围、机构设置

1954年4月28日，新华书店总店作出《关于成立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决定》，对发行所的性质、职责范围、机构设置作出明确规定：

关于发行所的性质，《决定》规定：发行所是总店直接领导的，负责办理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出版物的进货和向全国分支店发货工作的业务机构，它本身进行经济核算并单独计算盈亏，和各销货店为业务往来关系。发行所的职责范围主要是：①根据总店的计划和指示与出版社（包括私营）订立产销合同或建立一般经销关系；②根据各销货店需要情况或总店的统一布置提出图书、课本以及国际书店进口图书的进货数量，并按规定的制度进行分配；③根据销货店的主动要求对销货店的图书存、缺情况进行调剂；④根据各类图书的出版意图和发行情况，保持出版物的一定储备量，适当满足各销货店的添货需要；⑤通过并协助销货店进行所经办发行的图书、课本的宣传工作；⑥协助总店布置发行任务，研究改进进发货业务的组织和技术，并执行总店指定和委托的一定任务。在机构设置上，发行所设经理一人，副经理若干人。在经理室领导下设办公室、计划财务处、行政处和若干发行部，一个储运部。发行部设立的原则，是要逐步按照出版物的性质进行专业分工。

（三）新华书店直属发行所的发行工作情况

新华书店的五个发行所，都是在中图公司并入新华书店、行政大区总分店撤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工作人员情况复杂。既有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也有来自大中城市书店工作多年的发行人员；还有不少对图书发行事业满腔热情的青年。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发行人员，汇聚一块，组建了前所未有的新华书店系统内专营图书进发货机构，担负起向全国人民输送精神食粮的任务。

为了不断提高图书进发货工作的质量和速度，并力求节约发行费用，除了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京、沪两所还举办了各种业务基本功的比赛和“差错事故展览”。每年各所都召开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大会，特别是1956年新华书店、国际书店联合召开了《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发行所评选出17名代表参加，分别是京所：方厚枢、张素华、吴织锦、王学源、张志文、张友兰；沪所：孟通如、刘君毅、孙宝禄、沈忠立、黄念恩；沈所：林福致、吕运禄；汉所：曾政清、刘源清；渝所：曾司孔、张忠柏。他们从事的业务工种有进货发货、图书宣传、配书包装、仓储管理、运输司机、外语翻译、人事干部，等等，反映了发行所业务各工种先进事迹。

在发行所成立之前，图书的进发货业务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合在一起，领导力量很分散，由于没有细致的专业分工，工作效能低下，图书的脱销和积压严重。自成立发行所后，因为有了专职的机构，领导力量加强了，经办出版社的发行所按照出版社的性质实行了专业分工，如北京、上海两个发行所都是按照各个出版社的专业范围，设立了若干发行部，部下边又细分若干供应科，分别办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中小学课本、进口外文图书的进发货业务。同时，图书储运发货工作也得到加强。发行部之下设供应科，这种机构名称，就充分反映发行所是出版的继续——发行，又是销售店业务的开始——供应。进发货机构形成统一购进，集中调拨（发货），面向全国的图书进发中心。其好处是：利于对图书订货的质量把关，利于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简化进发手续，节约发行费用。

由于发行所内部的专业分工，与出版社的关系就比过去密切得多，定期召开店、社产销会议，沟通出版与发行的情况，共同制订出版计划，通过向销货店征集订数，再共同商订印数，在1957年8月文化部颁发《关于一般书籍的印数应该由出版社决定和改进社店经销关系的通知》之前，基本上是书店的订数就是出版社的印数。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也存在缺点，即不利于出版社贯彻出版意图。因此，改为在出版社和书店进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由出版社决定印数，书店决定订数；印数大于订数的部分可委托发行所入库代管，在发行所“寄销”。凡实行书店“包销”的图书，出版社在版本记录页上，都必须标明“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字样。为了认真执行上述文化部的通知，新华书店总店于1957年10月召开了发行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总店副总经理周天泽主持，总经理王益作总结发言。会议讨论拟订了社店产销合同、图书保管代发合同、图书储存合同的文本格式，图书试销、寄销办法，以及修改书店内部订货办法，等等。

发行所成立后，主动与销售店建立密切的联系。为了提高图书进发货工作的质量和科学性、针对性，减少图书进发货的盲目性。他们深入群众，帮助销货店了解读者需求，如上海发行所在1954年第四季度提出“走出办公室，深入销货店”的口号，并立即组织了4个访问组分赴北京、广州等城市店了解情况，沟通意见，帮助销货店组织货源，受到分支店的欢迎，初步克服了工作中的被动应付状况。1955年又先后派出20个工作组，到70多个销货店的地区做深入读者需要情况的调研，包括深入代销图书的供销社、农村图书室进行调研。有计划地组织二百五十种通俗读物，分批印造三千万册，基本上及时供应了农村图书室的需要。北京发行所深知销货店的订货工作是整个图书发行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因此，除了做好征订前的图书宣传工作外，还要做好征订后的订数审核工作，对于订数偏高偏低或漏订者，都要发出订货审核信，建议销货店调整，每年发出审核信数万件。为了克服备货的盲目性，武汉发行所建议明确划分发行所与销货店（包括管理店）的备货职责，以避免积压或脱销。

发行所是出版工作的继续，是发行工作的开始，是紧密联系图书出版与广大读者的桥梁，其重要的使命是搞好图书宣传，使销售店、读者了解图书出版信息和内容。因此，各发行所都非常注意图书宣传工作。如：北京发行所于1956年12月创刊《部队图书介绍》，向全军广大指战员报道新书出版消息，推荐优秀读物和指导阅读；1958年6月，又创刊《出版消息》报，由郭沫若题写报名，交邮局公开发行，开始为旬刊，后改为周刊，发行数量最高达十一万份；1958年还配合全国各地掀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出版了《多读好书》，由郭沫若题写刊名，茅盾为该刊写了《推荐好书还需好文章》一文、臧克家写了题为《读好书像交了益友》的诗篇、朱德委员长为该刊写了“认真读书”条幅，该刊每期发行量十二万份。

上海发行所于1957年5月编辑出版了《作家与作品》第一辑（中国现代作家），收有六十位现代作家的小传及其作品，对主要作品还作了简要介绍，第一版印三万六千册；1958年编印了《作家与作品》第二辑（中国古代作家），收集了我国二十三位古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附录中介绍了中国文学史、论丛、研究资料等；同年还编印了《科技图书书名简释》，都很受销售店及广大读者的欢迎。

重庆发行所于1956年1月创刊《重庆发行所通讯》，介绍川、渝版图书的出版发行情况。其他几个发行所也都编辑出版了《××发行所通讯》。截至1958年年末，新华书店在全国的售书网点为3 876处，比1954年的1 698处增长1.3倍。

五个发行所1954年至1958年历年发货总码洋占全国新华书店销货总码洋的比重，逐年分别是94%、89.3%、88.8%、83.5%、85.3%。五个发行所的比重下降的原因是：1955年后，中小学课本由行政大区租型印造供应，改为分省租型印造供应，由分店承担进发货业务，致使发行所的发货额相对减少。但其比重仍在85%以上，还是供应全国新华书店的主要货源。

根据文化部指示：自1955年7月1日起，国际书店经办的从苏联、东欧等国家进口的书刊以及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连同相关的工作人员，全部移交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国际书店在上海、沈阳两地收发货办事处也同时移交给当地新华书店。为使工作顺利进行，在正式接办前，北京发行所派出以沈良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国际书店国内发行部，调查工作情况及人员状况。1955年6月，北京发行所成立第五发行部，沈良任主任，下设发行科、栈务科。第五发行部主要办理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外文图书的进发工作，并负责对各地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外文部进行业务辅导。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遵照上述指示，北京发行所努力扩大外文书刊发行，更好地进行合理分配。为了做好进口书的宣传征订工作，专门配备翻译人员将国外图书信息资料，编译成中文目录，向各地外文书店、外文部征集订数，从而在新华书店系统内，形成一条进货、发货、销售于一体的外文图书发行网络。

1956年3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召开外文部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哈尔滨、鞍山等16个分支店的外文部和北京、上海、沈阳三个发行所的代表。会议认为1955年以来对外文书刊的发行是有成绩的，发行了包括33个国家、25种文字的204万册图书。会议要求各地外文部积极扩大发行量，尽可能充分地满足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为了加强地方人民政府对当地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以便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展和提高各地文化工作，1955年11月25日，文化部发出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关于文化行政部门所属文化事业领导关系的规定》，决定自1956年1月起，新华书店各省、市分店及所属支店、门市部交由地方文化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新华书店总店对全国新华书店的工作仍负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同时，承担直接管理所属北京、上海、沈阳、武汉、重庆五个发行所，负责组织、分配和调度全国图书的主要货源，供应全国新华书店销货的需要。

1958年6月26日，文化部又发出《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通知》规定：“新华书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店，彻底下放，由地方文化、出版行政机关全权管理。”新华书店总店成为文化部在北京的图书发行方面的几个直属单位的领导管理机构，和文化部共同指导全国图书发行工作的职能机构。

“新华书店设在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的四个发行所，分别划归当地的出版局或文化局领导。上海发行所由于进发任务大，建议仍保留独立机构；沈阳、武汉、重庆三个发行所的机构是否与当地新华书店的管理机构合并，由当地文化、出版行政部门决定。”

根据上述指示，各级新华书店除北京发行所仍归总店直接领导外，均彻底下放划归地方领导与管理。五个发行所的变动情况是：

1.北京发行所的体制进一步专业化。将原北京发行所分为：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新华书店外文发行所、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四个直属新华书店总店的单独核算盈亏的企业单位，分别担负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进口外文图书的进发货和储运工作，四单位自8月1日起正式分开办公。

2.上海发行所名称保留。自1958年9月1日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与上海分店合并成立上海新华书店，实行一套领导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

3.重庆发行所于1959年4月1日改名为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受四川省店领导，实行统一盈亏、分别核算。发行所继续承担重庆地方版图书的总发行和中央分地印制图书的进发货任务。

4.沈阳发行所、武汉发行所于1958年7月和8月，分别同辽宁省新华书店、湖北省新华书店合并，不保留发行所名义。

综上所述，五个发行所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为开拓图书发行的专业批发工作，进行了艰苦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为日后发行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