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样本及数量分析

2.1　报道样本及数量分析

本文所称的每一个“反PX事件”，其实都是一个包含了多个次事件、次议题的过程性事件。特别是厦门PX事件，一波三折，历时两年多。从时间分布上看，这些事件都发生在2007年至2009年，许多媒体因此认为2007年是中国的“民意元年”和“公民社会元年”。关于这些事件和议题的媒介报道和评论，在Google搜索引擎的“资讯档案”中有较全面的记录和留存。本研究利用网络数据库资源的便利，分别以“厦门PX”、“漳州PX”、“成都PX”、“南沙石化”为检索式，时间范围限定为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Google“资讯档案”中进行搜索，得到本文的分析样本。比如，关于厦门PX事件的新闻资讯共约1 620条，涵盖从2007年1月至2009年10月国内大众传媒(包括网络媒介)关于厦门PX议题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这些资讯记录同时也体现了关于厦门PX事件的完整的“议题生命周期”，随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它出现了三个议题高峰期，分别对应2007年6月的“市民散步”事件、2007年12月的“公众座谈会”和2009年1月的“项目迁建决策”，大众媒介围绕这三个次级议题，形成了三个“论述时刻”，产生出大量媒介文本。通过这些图片同样可以看到漳州、成都以及广州反石化议题的报道样本分布与聚集情况(见图1)。

图1　Google资讯报道柱形图

从数量上看，厦门、漳州、成都、广州四个事件的媒介报道数量分别是1 620条、124条、53条和1 140条，呈不均衡状态。厦门反PX事件的媒介报道占绝对多数，形成了一次“媒体的狂欢”。随后，漳州PX事件、成都PX事件的媒介报道数量急剧减少。到南沙石化事件时，媒介报道数量又逐渐增多，达到上千条。在坐标图上，它们呈现出一个大“U”字型(见图2)。

对于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报道数量的变化，既可以解释为媒介对事件本身的关切程度变化的结果，亦可以解释为社会外部因素对媒介加以控制和影响的结果，或者二者综合，兼而有之。但是应注意，在中国，大众传媒尽管已经实行市场化改革多年，但“党管媒介”作为媒介运作的根本原则没有动摇，在重要内容生产和人事任命权上各类媒介仍受国家的指导和控制，国家出于治理的需要，常常直接为媒介设置议程。改革开放以来，“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发展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等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被内化为大众媒介的工作规范和报道底线，成为自上而下整合社会的主流话语。在这种氛围中，冲突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单被视为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被国家和媒介所拒斥。在社会稳定话语体系的支撑下，社会管理者极力希望在源头消灭各类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起因和由头，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被压制，社会中怨恨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急剧提升，结果往往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稳定威胁(刘能，2004，2008;郑卫东，2006)。其次，稳定话语已异化成为执政的首要目标，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为了规避责任或掩盖事实，许多地方政府或部门选择向上级隐瞒信息并极力封堵大众媒介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媒对各地此起彼伏、不断发生的社会冲突性事件或集体行动往往奉命不予报道或后延报道，有时甚至主动予以消音或过滤，即使有所报道也往往千篇一律，语焉不详，完全套用官方宣传口径和话语框架，遮蔽、矮化甚至污名化集体行动，或仅仅突出报道事件中的群聚性、暴力性因素而不追问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政府责任，以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众多新闻媒介是否报道、如何报道社会冲突性事件和集体行动是被纳入国家严格控制当中，并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技术”(孙五三，2002)来加以运用。因此社会冲突性事件能否进入媒介视野，能否获得媒体的报道，报道的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控制和政治治理的需要。

图2　四个事件的媒介报道数量变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