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竞相迭出

一、新型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竞相迭出

甲午以后，上海出版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大量的出版机构纷纷建立。要革新图存，就必须打破国人旧有的知识体系，用新学书籍去开启民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设局译书的呼声甚嚣其上。清室御史胡浮宸在将遭查禁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的上奏中说：“选刻中西各国图籍任人纵观，随时购买，并将总署所购洋书选择印行，以广闻见”。上奏由光绪帝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议，旋由总理衙门提出了一个官书局办理的基本方案：“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亲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常川住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受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统由管理大臣总其成”⁽¹⁾。此奏很快得光绪帝批准，晚清以“译刻各国书籍”为主旨的官书局从此成立。此后，清室办了许多新的官书局，翻译新书、编印新式教材，原来已有的官书局这时在出书取向上也发生了从刊刻经史读本向译印新书的转变。上海这时的官办译书局先有梁启超于1897年秋创办大同译书局，开始为梁启超集资创办，后改为官办，经费是“知照南洋大臣暨扎行江海关道，就在出使经费项下按月拨给该局译书经费二千两”⁽²⁾。该局地址为南京东路河南路口，即俗称“抛球场”的地方，经理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之所以设此局于上海，总理衙门认为：“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加之，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这样在上海设此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该局译印书籍的宗旨是“先尽各国法律史传诸门，观其治乱兴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迹，俾可参观互证，以决从违；徐及兵制、医药、农矿、工商、天文、地质、声光化电等项，以收实用”⁽³⁾。所出之书有梁启超的《大彼得变政考》、《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及康有为著的《经世文新编》、《日本书目志》、《孔子改制考》等书，皆为鼓吹维新变法的著作。在大同译书局设立的第二年，即1898年春，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创办南洋公学译书院。译书院先设在上海虹口，后迁提篮桥，经费从公学捐款内拨用。关于设立译书院的目的，南洋公学章程中说：“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⁴⁾。说明南洋公学译书院最主要的目的为译印学校教材。当然，盛宣怀在办理洋务时，也需要“周知四国之为”。由于盛宣怀本人经商和办企业的关系，译书院在1899年张元济进院前，译出的书如《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作战粮食给与法》等8种全为军事书籍。1899年春，该院聘请张元济为院长，开始大量译印日文书籍。教材类有《格致读本》、《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有《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美国宪法史》，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等。译书院所出之书，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当推1901年至1902年间分卷出版的严复所译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原富》⁽⁵⁾。该书对英国经济发达的原因和方法的探讨，对我国旧的“以言利为讳”的“重农抑商”观念是一个有力的鞭挞，在当时社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该院于1903年转隶北洋，因经费紧张而停业。三四年间，共出版书籍13种，40余部。

这时的民族出版业中，民办出版业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从1896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上海竟有一百多家出版机构出现。仅1906年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就有商务印书馆、启文社、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新智社、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通社、小说林、广智书局、新民支店、乐群书局、昌明公司、群学会、普及书局、中国教育器械馆、东亚公司新书店、鸿文书局、新世界小说社等22家⁽⁶⁾。未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机构更多，到1911年5月前，上海有书店116家。其中石印出版机构90家左右，铅印出版机构20多家⁽⁷⁾。在1896—1911年间，上海新创办的出版机构据笔者统计至少有116家（见表3-4），1896年前已创办，到这时仍在经营的出版机构还不包括在内。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机构中，以出版翻译书籍、小说和教科书为主的三类机构为多。在举国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愿望更为浓烈，出版翻译著作自然成为这时出版业的热点。单是名称中带“译”字的出版机构，除上面提到的官办出版机构大同译书局和南洋公学译书院外，还有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译印中西书籍公会、金粟斋译书处、新民译书局、东大陆图书译书局、中西编译局等，其他不带“译”字的，以出版翻译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还有广智书局、少年新中国社、作新社、进化社、一新书局、支那社、新智社等。晚清上海通俗文化以它鲜明的大众性也在此时迅速崛起，故以出版小说为主的出版机构这时也蔚为可观，仅带“小说”名称的，就有小说林社、小说新书社、新世界小说社、新小说社、上海改良小说会社、社会小说社、新小说林社、上洋小说支卖社、古佚小说刊行会等10家。还有不带“小说”字样以出版小说为主的出版机构更多，如文宜书局、文海书局、大观报馆、海左书局、萃文书局等。可以说，这时的上海出版机构中很少有不出版小说的，石印出版机构更是如此。不过，和甲午前单一为中国古典小说不同，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既有中国古典小说，又有从外国翻译的小说，而且以翻译的小说对国人的影响更大。在出版翻译书籍和小说的出版机构大量出现的同时，由于晚清教育体制的一系列变化，以出版新式教科书为主的出版机构也大量涌现。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教育世界社、科学仪器馆、彪蒙书室、昌明书局等。其他出版翻译书籍的机构从出版图书的范围而言，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之分。晚清时期，在上海综合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可谓一枝独秀。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集资3750元创办⁽⁸⁾，初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赁屋开业，所经营者仅印刷一项。1898年迁址于北京路顺庆里，有屋12间，并添购机器，开始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籍，书馆得以初步发展。1900年接盘日本人在沪经营的修文印刷局，开始使用纸型，出版技术得以增强。1901年张元济进馆，出书方向和品位都开始改变。⁽⁹⁾1902年，扩充机构，成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工具设备积极扩充，规模初具，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移到出版。1903年，吸收日本金港堂股本，招请日籍技师协助印务，并改组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实力大增。1914年收回日资。在1903—1914年间，商务印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先后采用彩色石印、雕刻铜版、照相铜版和珂罗版印刷技术⁽¹⁰⁾。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说：“商务印书馆自丁未（按：1907年）宝山路新厂落成，对于印刷努力进行，铅印、石印、雕刻……等均独步一时。文明书局因资本小，逐渐退步。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复失败，到清朝末年，各小书局之印刷机械，不如商务一家之精且多。”⁽¹¹⁾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严译名著丛刊》、《林译小说丛书》、《大学丛书》等书籍，还编纂《辞源》、《综合英汉大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工具书，每年出版新书三四百种，到1931年，累计出书8000余种。⁽¹²⁾除上海总馆外，国内外各地设分支馆，前后共86所，主要出版新式教科书、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著作，后不断扩大经营领域，除书业外，还经营杂志、文具、印刷器械、纸张、学校、电影等，成为我国近现代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民营企业。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全国两大文化重镇。

专业性的出版机构如地图公会、算学书局、医学书局、社会小说社、古佚小说刊行会等，从其名称上即可知其出书取向，其他如科学仪器馆出版专门科学之书，新学会社则译印农学诸书，广智书局和作新社多出政治、历史诸书。它们专门出版和经营某一类书籍，这既是社会需求之结果，又是出版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出书范围的自然分工所使然。

在清末的出版机构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机构的名称话语特征。一种新的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过程，显现着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的出现。清末出现的出版话语明显有其时代的特征。甲午战争的失败，国人有着强烈的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政治体制、科学文化的诉求，从机构名称话语中，世界繁华报馆、新世界小说社、新世界社、教育世界社等“世界”、“新世界”话语的出现就是这种诉求的反映。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空前危机感，使人们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生存法则，开启民智、实行社会改良已成为清末社会的最有力呼声，“进化”、“竞化”、“新智”、“启智”、“改良”、“中新”、“觉觉”、“群益”等话语都在这时的出版机构名称中出现。清末大量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对人们思想的震撼是巨大的，特别是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对于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的人们来说更是一注清新剂，这时出版机构的名称话语中，就有“民权”、“平等”、“民任”、“新民”等话语的出现（名称话语见表3-4）。戊戌维新的失败，随着革命呼声的高涨，上海和东京成为两大革命报刊出版地。出版的话语进一步改变，上海报刊名称中的“民呼”、“民吁”、“民立”、“天铎”、“觉民”与东京出版的杂志“天讨”、“醒狮”等话语昭显了其时代的特色⁽¹³⁾。

以上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机构，反映了清末上海出版业的繁荣局面，也昭示着上海出版业的多元性和时代特色。下面我们再从这时的出版物中纵观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