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大众传媒参加国家大事讨论

三、禁止大众传媒参加国家大事讨论

根据集权主义关于国家性质和功能的哲理，国内一切工具都应该致力于促进国家的目的和政策。作为社会信息传播重要手段的公众通讯工具，理所当然应该符合这个总的原则，其内容的评价与考察，是按它对于实现既定目标贡献大小来决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功能不是去决定或怀疑这些目标。那种功能是属于运用政治权力的个人或团体的。

集权主义者并不反对使用广泛的哲学术语来讨论政治制度。他们并不要求完全遵循一套理论原则。只要公众通讯工具避免直接批评当前政治领袖及其措施，他们就不会特别地加以限制。而且他们具有一种为法西斯所没有的度量，这就是允许对他们制度所依据的政治原则抱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所不容许的只是明显的要推翻他们政权的企图。对于政治机器来说容许提出异议，但对掌握这个机器的人来说则不容许有不同意见。16世纪时，伊丽莎白一世准许并且有时鼓励人们广泛讨论当前重大问题，只要不怀疑她有权作最后决定就行了。

社会的各团体像个金字塔，越往上去，数目越少，许可讨论的问题范围则越广泛。一般公众，即人民大众，被认为是不懂得政治问题的，因此在这一集团中任何讨论都应受限制。以这一社会阶层为对象的公众通讯工具，必须严加监视，因为它可能蛊惑群众，或者使群众去关心那些他们既不能理解又无法承担责任的事情。有些会议可以进行范围较广的讨论，因为这些会议往往是集权主义政治机构的一部分，这个集团的成员负有社会责任。因此，从理论上讲，可以相信他们会把讨论限制在协助政府当局达成目标的方法上。但是即使在这些会议中，也时常发生错误，而君主也时常要告诫这个集团说，它侵犯了王权。最重大的问题应该留给枢密院顾问来讨论，因为他们信任中央权力当局，所以可以信托以“国家机密”。

有关政府事务的消息与有关政府政策的讨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以同样的办法来对待。在大多数集权主义的国家里，中央顾问团体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不予以刊布，唯一公布的事项，是要公众遵守或支持的一些决定。即使一般会议也严加防范，不让公众知道他们讨论的内容；会议成员在会外讨论议程，就常常受到处罚。因为这种会议并不是民主主义传统的代议制，所以没有理由说公众的压力会使他不守口如瓶。在这一点上，社会责任的理论发生了作用。因为这种会议是一个富有传统责任的团体，应该让它自由行动，不受那些没有这种责任的个人或团体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