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怨愤的网络化生存

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怨愤开始大面积浮出水面。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如今到了社会怨愤的高发期。改革节奏与社会心理预期之间的落差较大。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社会怨愤的集中爆发。此外，社会怨愤的表达不再困难。无处不在的表达渠道，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特别是互联网构筑的巨型表达网络，使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触手可及的互联网，将社会的各个角落连成一片，媒介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媒介化，彻底改变了此前金字塔式的传播结构，形成了平面化的网络传播结构。在这个传播语境下，社会诉求的表达就不再困难了。人们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情，有什么需要宣泄的情绪，就会诉诸网络。网上出行方便，使得社会怨愤易于在网上表达。不断更新的媒介技术使得人们的情绪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比如，微博的迅速崛起，为社会情绪的释放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微博产生的聚变和裂变效应，会把社会情绪成几何级数地推展开去，微博能将人们的注意力迅速聚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围观阵容。一个偏远地区的“躲猫猫”丑闻，能够引爆全国性的舆论风波。什么问题一旦成为网络围观的焦点，就会陷入网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尤其当一些事件引爆社会的结构性怨愤，就会遭遇网络舆论的群殴。当下中国，仇官、仇富、仇警、仇精英，这些社会心态都容易引发结构性怨愤。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华南虎事件、宝马撞人案、杭州飙车案、钱云会事件等等，这些突发事件之所以闹腾得那么厉害，无不与“结构性怨愤”有关，同时，它们也都与网络媒介的推波助澜有关。

再者，网络的“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加剧社会怨愤。“群体极化”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的理论概念。它是指：群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他认为，群体极化容易发生在互联网上。社会怨愤是一种带有情感偏向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在网上传播开来，同气相求，引发情绪共振，即会产生“群体极化”现象。近年来，席卷于互联网的网络民粹主义，多与社会怨愤引发的“群体极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