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怨愤风险管理

社会怨愤是社会危机的发酵区。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怨愤处在隐伏或休眠状态。不过，一旦遇到“概化信念”的产生或“诱导性事件”的出现，社会怨愤就会被激活，表现为活跃的社会舆论。当下中国，社会怨愤现象突出。这种情势下，外部性诱因一旦出现，极易产生舆论风暴。特别是，突发事件极易成为“诱导性事件”，引爆社会怨愤。学者王绍光认为，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多属于“能量积累型”，即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拖欠不能解决，或者对上“封锁消息”，一触即发。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可能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这里所说的“放大型”事件，主要是舆论的放大效应，造成突发事件与舆论事件的叠加反应。在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情绪不稳，主观与客观因素的交叉影响，造成社会舆论燃点很低。一旦呈现舆论引线，就会引爆成巨大的舆论事件，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实体性危机。

当前，社会怨愤存在极大的风险压力。它一旦引爆，不仅表现为舆论事件，甚至还会引爆社会运动。虽然说，目前中国尚处在广义社会运动的初级阶段，社会怨愤所释放的实体性危机还不是很突出。但是，这个时期是化解风险的关键时期。错失这个机会，后面就会越来越被动。

那么，如何应对当下中国的社会怨愤风险？怎么实施社会怨愤管理？

首先是抢占时机，及时对社会怨愤进行干预、管理。社会怨愤会构成社会风险隐患，如果不进行及时处理，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社会危机。社会怨愤中，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易燃易爆，不及时排险，容易走火失控。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风险的实际危害，一些特定的“风险因子”或“愤怒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风险感知，由此产生的愤怒、焦虑、敌意、恐惧、悲观等负面情绪会明显地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公共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怨愤管理，可能会酿成严重的舆论后果乃至社会悲剧。

其次，及时疏导，需要媒体有效介入。对社会情绪进行强行阻滞，只会加大风险压力。社会情绪也是累积性的，不断淤积，风险隐患也会不断升级。因此，对于社会情绪，宜疏不宜堵。实际上，媒体扮演着“排气阀”的角色。社会情绪通过媒体这个出口，将淤积的戾气、不满排泄出去，减轻社会的情绪压力。近年来，在不少群体性事件中出现泄愤的行为。有不少社会运动参与者，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纯粹是为了宣泄一种不满情绪，这种“搭便车式”的泄愤是为了从社会运动中寻求发泄的出口。媒体也该成为社会怨愤的“泄洪区”。否则，社会怨愤淤积成社会情绪“堰塞湖”，高悬于现实社会之上，一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媒体成为社会怨愤的排气阀，不是说媒体应成为被动泄洪的空间，而是说媒体应该有效地介入，把握社会情绪的波动规律，依照传播规律，将社会情绪的表达引导到可控的轨道上，实现有序表达。

三是正面应对由社会怨愤引发的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是现实社会的产物。进入改革后期，共识递减，分歧激增，社会进入了冲突多发期。各类危机层出不穷，不论是自然型危机，还是社会型危机，都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管理者也渐渐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学会面对现实，务实、理性地对待眼前发生的各类危机。从近年发生的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上，即可看出，危机处理者在棘手的问题面前思想更趋理性，行动也更趋务实。一旦危机出现，多数的危机管理者能够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化解风险，解决危机。学者于建嵘认为，当今中国要从“刚性稳定”转向“韧性稳定”。刚性稳定意味着为了稳定可以做一切事情。刚性的问题在于没有弹性，缺乏韧性，没有中间的地带，通过不停的高压实现稳定，这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发生断裂，整个社会陷入大动荡。所以这种刚性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的，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

现今的“韧性稳定”，是务实主义实践的表现。这种务实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压力的后果。特别是在当前现代信息和舆论传媒的发展，迫使政府重视提高管治能力，改进管治技术，而表现出一定开放性。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会迅速扩散，这也推动中国的治理方式趋于务实和平民化。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务实策略，使得“刚性稳定”的逻辑得到软化，其结果是，中国的风险应对策略表现出较大的弹性。但另一面，这种务实的应变策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感性有余，随意性比较大，缺乏稳定的制度性保障，机会主义色彩比较浓。要实现社会的韧性稳定，从舆论角度看，需要在制度上保障诉求表达的畅通。营造和谐舆论环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畅通诉求渠道。如果缺少制度的承重墙，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很难真正落地。面对“结构性怨愤”，不能以“刚性稳定”思维加以应对，应该用制度的河床将其导引到预期、可控的河道之中。

四是解决社会结构性失衡。结构性怨愤是由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引致的。要真正解决社会怨愤问题，需要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入手。改革进入深水区，不能停留于“摸石头”的经验模式，眼前迫切要解决的是：疏浚河床，修筑河道，架桥过河。这些都涉及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调整。解决社会怨愤的治本之道，就是破解当下中国的结构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