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产物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安静祥和，任何社会结构也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结构，其功能也不可能健全、完美，会有或大或小的欠缺。没有社会张力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出现大转型的时期，出现社会结构性问题实属正常。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结构紧张”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即是说，在社会中会出现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会在社会主体的主观诉求与社会既有机构所能提供的功能支持方面存在较大落差。格尔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价值期望，社会则有一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斯梅尔塞提出的“加值理论”中，提出了一个“结构性的怨愤”概念，是指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引发的社会心理的深度反应。在社会出现较大结构性变革的时期，容易产生“结构性的怨愤和紧张感”。在社会变革幅度较大的时期，这种结构性张力往往会更大。

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渐进式改革推进多年，很多问题累积到今天，出现结构性的拥堵，微观层面的修修补补显然无济于事，而伤筋动骨的调整则举步维艰。因此，这个时期最容易引起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情绪反应。时下中国的“社会怨愤”，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性”怨愤。这种结构性怨愤是由社会转型引致的。三十多年的改革，渐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广度以及深度前所未有。而且，这场空前的社会变革路径也十分特殊。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次之，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滞后，这种梯度式的改革使制度性变革以及文化理念变革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制度和文化变革与社会结构变革之间，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延时效应，从而让“结构紧张”问题会变得甚为突出。随着时间的延续，“结构紧张”问题会变得愈加突出。李培林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结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社会与制度的变迁造成了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社会等结构的失衡与紧张。这种结构性的紧张，既可以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地位、组织、角色、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进行观察，也可以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主观感受上反映出来。结构怨愤因结构紧张而生。十年前，结构性怨愤问题还不甚突出。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式的结构紧张的延时效应。中国改革越是逼近深水区，结构性紧张就愈加突出，社会怨愤就容易集中爆发。如今的社会怨愤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社会怨愤，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非理性、暴戾倾向，形成越来越严峻的风险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