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造字”说的荒谬性

现代以来，“仓颉造字”说开始受到质疑。这可以1934年鲁迅（2006）的说法为代表：

……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8]。

在鲁迅看来，“仓颉”此人的存在是不可信的，他独自一人造字更是不可能的，但不妨把“仓颉”作为众多造字者的代称。而且，造字似乎也很容易，只要“在刀柄上刻一点图”，“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就算是在“造字”了。

至于这些“造字”的“仓颉”究为何人，鲁迅没有细说。但他在下文也指出：“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9]那么造字者必然是普通的“人民”了。至于作为“特权者”的“史官”对文字的贡献，则仅限于“采集”和“收揽”。因此，这种说法可以看作是后来出现的“劳动人民造字”说的雏形。

目前国内的一些教材也大都沿用此说作为定论。如黄伯荣、廖序东（2007）引用了鲁迅的说法，并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如果仓颉确有其人，他可能是搜集和整理汉字的名人之一”[10]。

当代以来，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针对“仓颉造字”说所体现的“英雄史观”，有人明确提出了“劳动人民造字”说，这可以郭沫若（1972）的观点为代表：

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11]。

不过，这一过于绝对的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只要简单考察一下周边民族和国家文字的产生，如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蒙古的“八思巴字”、越南的“国语字”等，就可以明白，文字未必需要劳动人民来创造，有些文字恰恰就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当然，文字有“自源”和“他源”之分。这里所列举的都是他源文字，由于年代较为晚近，发明者有名可考，可确信为“一人一时的产物”。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凡是自源文字，就一定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这个问题下面还会展开讨论。

由于文字的产生年代常被认为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即奴隶社会）同步，有人甚至进一步将“劳动人民造字”说具体化为“奴隶造字”说，声称：“文字的创造者是创造历史的千百万奴隶们。奴隶们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孙钧锡，1980）[12]该说之荒谬，正如有人所驳斥的：“我们无法想象，文字是奴隶们创造的，而奴隶主们全是大笨蛋，他们不会或者不肯去创造文字，强迫奴隶们为他们去创造文字，然后自己垄断文字，让奴隶们创造完文字之后便忘记文字，去当文盲。无论如何这也说不通。”（杜桂林，1993）[13]

其实，即使奴隶们造字不是被迫，而是自愿，那么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们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居然还有闲功夫去创造文字，这种奴隶生活似乎也“浪漫”得过头了。

而且，这一谬论把语言也搭进去了，即“奴隶们……创造了……语言”，似乎在奴隶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里，人人都是哑巴，需等进入奴隶社会之后，才由奴隶们创造语言，并教会奴隶主们说话。而这一谬论的理论基础，则是郭沫若（1972）的那个表述，即“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创造的[14]。

如今，这种绝对化的言论倒是不常听到了，不过，“劳动人民造字”说的根基似乎还不曾动摇。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观点，仍有讨论一番的必要。这牵涉到三个问题：一是文字的性质，二是文字的功能，三是文字创造的专业性。

首先，文字是什么？“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由此推论，则“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黄伯荣、廖序东，2007）[15]。在这个定义中，语言性（“记录汉语”）和系统性（“符号系统”）是两个必要条件。

假如我们用这两个条件去衡量鲁迅所说的“刀柄上刻”的“一点图”，“门户上画”的“一些画”，就难以承认它们是“汉字”了。这些“图”和“画”，假如确实有特定含义，可以承认为表意的符号，但也只可能是一般的符号，而不是作为符号系统的汉字。

汉字是一种“符号”，那些“图”和“画”也是“符号”，但不能就此判断那些“图”和“画”也是汉字。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而那些“图”和“画”固然有形有义，但是否有音，其实也未必。如果只要有形有义就可以称为“汉字”，那么在公共场所挂着的一些标志，如表示男厕和女厕的标志、禁止吸烟和吸烟区的标志以及交通标志等有形有义的“图”和“画”，也是“汉字”了。这种认识之荒谬，不言而喻。

即使远古时代的某些“图”和“画”能够跟后代汉字系统中的某个字联系起来，二者一脉相承，可以判定为该字的源头或前身，也仍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汉字。因为每个汉字的形音义只有在字形、字音和字义这三个子系统中才有价值。以人类的起源为例，古猿是人类的“源头”，两者可谓“一脉相承”，但不能据此认为古猿已经是人类；即使发展到类人猿阶段了，不管此“猿”如何“类人”，那也只是“猿”，而非“人”。

按鲁迅的《门外文谈》一文中，对文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确有不少真知灼见，并不尽如他所自谦的是一种“门外”之谈。不过，他把“一点图”和“一些画”误以为就是“文字”，的确是有点“门外”的。这反映了其专业和时代的局限性，倒也未可过于苛责。另外，他把图画作为文字的源头，也是囿于当时关于文字起源的“图画起源”说，如今看来也是不够全面的。

不过，既然今人已经认识到“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就不能继续秉承他的门外之见而坚持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黄伯荣、廖序东，2007）[16]，因为此说与他们自己所下的汉字定义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字？按一般通行的认识来看：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人类有了文字，就突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黄伯荣、廖序东，2007）[17]。这就是说，文字是人类为了扩大语言的交际功能而创造出来的。

一般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并不需要文字。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裘锡圭，1988）[18]，说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本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有效统治之需。因而，从文字最初的交际功能而言，它也只可能是统治阶级使用的交际工具。至于统治阶级如何使用文字、交际对象为谁，下文还要详谈。

既然文字是一种由统治阶级用来实行统治的工具，那么与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何干？只有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资格参与国家的管理，才会需要文字。千百年来各国各民族文字创制以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古代劳动人民既然不需要文字，何必创造文字？正如裘士京（2011）所指出的，“文字不是也不可能由普通劳动群众来创造”，“文字在很长时间内与普通群众无缘，既非他们所创造，亦非他们所拥有”[19]。

再次，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为“仓颉”？我们认为，由于文字的高度抽象性和系统性，它的创造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并非常人所能承担。事实上，人们连“学字”都难，何况“造字”？“文字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文字必须有专门的阶层掌握、记录与世代教授、流传。文字的创制、学习与运用都需要时间与条件，这一切并不是天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所能办得到的，在古代是必须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办得到”（李先登，1985）[20]。

当然，远古时代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工匠们）在日常劳动中自创一些零零星星的符号是有可能的，即鲁迅所谓“在刀柄上刻一点图”“在门户上画一些画”，以及在制作的陶器等物品上留下一些刻画符号之类。这种现象即使在当代也能看到，但绝无可能创造文字。

创造文字的工作，必待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即孟子所谓“劳心者”）才可能承担。“陶符虽是广大群众所创造，但文字并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文字必须经过专门的一批人进行整理、整齐划一、改造创制才能产生，这批人就是专门的脑力劳动者，即古代的知识分子。”（李先登，1985）[21]因而，认为劳动人民会造字，实在是把造字的工作想象得太简单了。

当然，造字者也必然不会凭空想出一套文字来。他们也可能受到劳动人民所造某些符号的启发而吸收为造字的材料，即鲁迅所谓的“采集”和“收揽”，于是完成了文字的创制。具体而言，“这些人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集体智慧和聪明的才能，并把丰富的想象力与敏锐的观察力糅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可能也应该借鉴流行于民间的一些刻划符号、图画符号，并赋予每一个他们所创造所借鉴的符号以‘形’‘义’之外固定的‘音’，从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裘士京，2011）[22]。

即使是这样，造字的“版权”也不能归于劳动人民，因为“从陶符到文字是一个质变，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那种简单地认为文字是群众创造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先登，1985）[23]。

总之，劳动人民造字，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劳动人民造字”说之不可信，其理不言自明。

“劳动人民造字”说是作为“仓颉造字”说的对立观点而提出来的。两者相比而言，“仓颉造字”说（尤其是其神话版）确实有不少荒诞的成分，但“劳动人民造字”说，则荒诞更甚于前者。

[1] 杨军.从易学传承看《系辞传》成书时代［J］.周易研究，1995，（1）.

[2] 耿成鹏.孔子与《周易》关系考辨［J］.中州学刊，1988，（2）.

[3] 陈鼓应.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五论《易传》非儒家典籍［J］.周易研究，1992，（2）.

[4]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乔治忠，董杰.《世本》成书年代问题考论［J］.史学集刊，2010，（5）.

[6]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乔治忠，董杰.《世本》成书年代问题考论［J］.史学集刊，2010，（5）.

[8] 鲁迅.门外文谈［A］.且介亭杂文［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9] 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1]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J］.考古学报，1972，（1）.

[12] 孙钧锡.汉字基本知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

[13] 杜桂林.“奴隶创造文字”说质疑［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15（4）.

[14]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J］.考古学报，1972，（1）.

[15]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6]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7]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9] 裘士京.原始刻划符号性质与文字起源刍议［J］.吕梁学院学报，2011，1（1）.

[20] 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4）.

[21] 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4）.

[22] 裘士京.原始刻划符号性质与文字起源刍议［J］.吕梁学院学报，2011，1（1）.

[23] 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