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师造字”说

李葆嘉（1995[6]，1996[7]）曾通过对全世界一些著名的自源文字（如古埃及圣书字、中国甲骨文、中美洲玛雅文、古伊拉克苏美尔文字等）起源状况的归纳，考察了“人类文字产生的经济文化背景及特殊刺激因素”，并认为“文字的发明可能出于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文字的起源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经济的或精神信仰的新的社会需要促使以前所用原始记事方法实现的变革性突破——由记录事件突变为记录语言”（李葆嘉，1996）。

由此可知，文字产生的动因，不外乎出于两种需求：一是经济的需求，一是精神信仰的需求。而精神信仰的需求，就是巫师的需求，这就是“巫师造字”说。

鲁迅（2006）在《门外文谈》中曾较早分析过巫师与文字的关系，可谓精辟：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8]。

在鲁迅看来，最早使用文字的还是巫。用文字来记事，是巫的“降神”本职之外的一项兼职，而“史”的出现，则是将兼职变成了专职。因而，“专门记事的史官”是由于“职掌分得更清楚”而逐步从巫中分化出来的。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当然，囿于“劳动人民造字”说，他并未承认巫师造字。

李先登（1985）较早提到，创制文字的“这批人可能就是古代的巫史”[9]，但未作展开。近年来，一些学者则更为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巫师造字”说，指出，“创制汉字的应是原始巫师阶层，而非一般的百姓”（李立新，2010）[10]，“文字……是统治阶级中少数专门从事沟通上天与人间的巫师、僧侣们创造的，他们是最早的一批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人”（裘士京，2011）[11]。

这就说明，从早期文字的功能来看，它并不如今人所理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而是人与鬼神（包括先祖和天地神祇）之间的交际工具。换言之，当时的人与人之间，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还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还是以口头语言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必要时辅之以一些非文字的刻画、图形等符号，以及结绳记事等其他手段。正如鲁迅（2006）所指出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12]

因而，汉字的创造者和早期使用者，就是代表人类与鬼神沟通的巫师，即原始宗教的领袖，不会是其他人。正是他们，将口头语言转化成文字，通过甲骨和典册等书面形式，实现了人鬼之间的沟通。

不过，就汉字的创造而言，目前传世文献中并未提及“巫师造字”。在“仓颉造字”说中，仓颉的身份也是“史”而不是“巫”。

那么，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即“最早出现的与文字结缘的人”（刘桓，1993）[13]，究竟是“史”还是“巫”？

其实，正如鲁迅所说的，早期的“巫”和“史”本来就是一家，“史”是“巫”的职责之一。专职的“史”是后来才从“巫”中分化出来的，即“史”脱胎于“巫”。

具体而言，巫“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神职人员，由巫而分为巫、祝、卜、史，是宗教神职领域职官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商代，除巫之外，宗教神职系统中也出现了史官群体。西周初年，巫已退出了宗教神职的上层，史官群体代之而起，成为宗教神职系统的主要职官。巫、史演变表现为这样一种链条：巫—→巫、史并列—→史”（丁波， 2004）[14]。由此可见，巫与史的分离，大约起于商代，至西周初年才得以完成。

综合各家的研究（丁波，2004）[15]，在甲骨卜辞中，商代的史官主要有：“史”“大史”“四方之史”和“作册”等。“大史”参加商王举行的祭祀，并主持其中的某一祭祀，也负责占卜和记载天时星历。卜辞中也有“御史”，也掌部分祭祀。此外，商代最基层的史官是“史”，这些史官的地位近似“吏”，负责处理政治和宗教中的具体事务。由此可见，商代的史官，其职责仍然以祭祀为主，与巫的分工仍然比较模糊，带有浓重的“巫气”。

周代以来，随着史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又从史官中不断分化出新的职官，逐步形成后世的官僚阶层，“史”的概念也进一步缩小、充实为后世意义上的“史官”。而史官本身的职责也离祭祀工作越来越远，其巫师气息也不断消退，最后才成为后世意义上的专职记述人事之官，例如左丘明、司马迁等。巫则地位进一步下降，终致远离朝廷而流落到民间，成为后世概念中的巫婆、鬼觋、神汉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汉字的创造者和最早使用者是早期的巫师。商代以来，随着宗教事务的专业化和祭祀仪式的严密化，从巫师中分化出了与“巫”并列的“史”。

因而，与其说“史是最早出现的与文字结缘的人”（刘桓，1993）[16]，不如说早期的“巫”才是最早出现的与文字结缘的人。只不过随着后来巫、史分工的逐渐明确，史官作为文字的主要使用者的形象，才在周代以来的文献中凸现出来。

既然后世意义上的“史官”是周代以来才出现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史”仍然是宗教神职人员之一，那么在汉字产生的年代，例如夏代或更早，就不可能存在过所谓的“史官”。即使当时已经出现过“史”字，也必然与后世所理解的“史官”具有本质的不同。

由此再看古人关于仓颉的传说，“文献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上古时代巫、史不分家，仓颉应该也是黄帝之巫”（李立新，2010）[17]。至于传说中对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的描绘，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听起来荒诞不经，然而“装神弄鬼正是巫师所操之业，如果我们考虑到上古巫术的盛行情形并把仓颉看作一位远古的巫师，这种描述就是再合理不过了”（李立新，2010）[18]。

而古人之所以把仓颉想象为黄帝之“史”，就是用周代以来的“史官”概念去想象远古时代那个造字者的身份，即所谓“以今度古”。再看上文所提及的“史官造字”说，其不足之处同样在于忽视了史官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史”这一概念的演变，同样犯了“以今度古”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