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性”提法之含糊性

1）汉语的纯洁性究何所指

事实上，作为“六六社论”文章主旨的“纯洁”一词，在其主体部分始终没有提及，而只是在结尾处突然用了一次，显得很突兀，很像是硬“贴”上去的。因而，人们为这个只有“含糊性”而毫无“精确性”可言的“纯洁性”“斗争”了半个多世纪，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这个“纯洁性”究何所指，以及怎样的语言才是“纯洁”的。人们只能凭自己的想象来推测和理解，以至众说纷纭，可谓见仁见智。这大概是批评别人“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的社论作者所没有想到的吧。

然而，当我们把“纯洁”一词用在语言上，却着实让人犯了难。既然语言不是人，自然谈不上有没有“私心”，那么第二个义项就无效。

就第一个义项而言，适用于任何事物，语言也不例外。一种语言如果不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倒有可能是“纯粹清白”的。这种影响，用个褒义词，叫做“吸收”；若是用个贬义词，就叫做“污染”，而“污染”的成分，就是“污点”了。据此理解语言的“纯洁性”，就相当于语言的“排外性”。

问题在于，汉语却并不具有这样的品质。“六六社论”指出：“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事实上，不仅是“现代语言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古代汉语就已经长期受到其他语言的巨大影响，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成分，包括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阿尔泰化”，词汇方面的外来词等等。换句话说，汉语自古以来就不是“纯洁”的。既然汉语本身并不“纯洁”，人们又如何去为它的“纯洁”而斗争？

不过，国外倒是确实有过为语言的“纯洁”而斗争的例子，就是通过“纯语主义”运动把外来词全部剔除，使之让位给本民族语言的固有词。例如在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对外来语的排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局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用新的德语词代替常用的外来语，如用Postwertkarte代替Briefmarke（邮票）；Zuschauer代替Publikum（观众）；Fernsprecher代替Telephon（电话）。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45年希特勒的垮台为止”[1]。

那么，“六六社论”是否也在倡导效法希特勒，开展一场“纯语主义”运动，要求用汉语词替换外来词呢？显然不是，因为它明确肯定“我国现代语言……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以后，“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它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尽管它也批评了“不加选择地滥用……外来语”的现象，但文章的重点并不在这里。

由此看来，“六六社论”所使用的“纯洁”一词，显然不是指排外性的“纯粹清白，没有污点”。

那么，这个“纯洁”到底是指什么呢？文章在主体部分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于结尾处突然使用了“纯洁”一词，应该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却又未加解释，于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于是，我们只能从“六六社论”本身来推导一下何谓“纯洁性”。

2）“纯洁性”与“正确性”的关系

从社论的内容来看，它先着重批评、分析了当时社会上（主要是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存在的“语言混乱”现象，最后提出了“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口号。它指出：

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

文章所批评的“语言混乱”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词汇的“滥用”问题，包括“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滥用省略”等。二是语法的“文理不通”问题，包括“语法错误”“不合理”等。三是篇章结构的问题，包括“空话连篇”“缺乏条理”等。不过，其中的“空话连篇”现象，其实并非语言问题，此当别论。

从这句口号的内容来看，“学好祖国的语言”与“祖国语言的纯洁”构成了某种相关关系；而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又略有不同，把“学好祖国的语言”改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同时，正文中确实也有“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的表述。那么，把这些话语综合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

只有“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才能实现“祖国语言的纯洁”。（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如果“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那么就能实现“祖国语言的纯洁”。（假设关系）

反之，如果不“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那么就不能实现“祖国语言的纯洁”。

在这里，“祖国语言的纯洁”预设为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

那么，“祖国语言的纯洁”是否存在过呢？ 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按社论的描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其中虽然没有使用“纯洁”一词，但仍然可以推导出，我国的语言从古到今都是“纯洁”的，而且是越来越“纯洁”。只是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由于“我们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也就是没有“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以至于“祖国语言的纯洁”正在或已经遭到损害，所以要为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而“斗争”。

为什么我国的语言那么“纯洁”呢？社论说：“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那么由此又可以推导出另一种相关关系：

因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所以就实现了“祖国语言的纯洁”。（因果关系）

由此看来，语言的“纯洁性”与语言使用上的“正确性”紧密关联、相互依存，语言的“纯洁性”存在于语言使用的“正确性”之中。具体而言，语言用得“正确”，就能维护语言的“纯洁”；语言用得“不正确”，就会损害语言的“纯洁”。

所以，语言的“纯洁性”，只能通过语言使用的“正确性”来把握。

然而，将“正确”和“纯洁”联系起来，或者等同起来，并不符合逻辑。

现代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语言行为具有“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语言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言语是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每个人的言语千差万别，可以说一人一个样。而语言，就存在于言语之中。

“语言”是语言社团的人们约定俗成的，因而在它的每一个共时平面上，都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体现为语言适应语言社团的共同交际需求，发挥它的交际工具职能。换言之，只要一种语言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就是“正确”的。那么，语言只要“正确”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纯洁”？

例如，就词汇而言，汉语的“人”，在英语中是“person”，两者都是“正确”的；现代汉语的“眼睛”，在上古汉语中是“目”，两者也都是“正确”的。就语法而言，现代汉语的语序是SVO，上古汉语除了有SVO，还可以有SOV（宾语前置），两者也都是“正确”的。就语音而言，“古无清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二母归泥”等，上古音与中古以后不同，这些也都是“正确”的。

这就是语言的“正确性”，又与“纯洁性”何干？可想而知，基于“正确性”的所谓语言的“纯洁性”，实在是一个伪命题。

而“言语”则确实会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所谓“正确”，就是语言的使用与语言社团的共同语感和语言规范相一致，能够使人们顺利地完成每一次交际；所谓“不正确”，就是某些时候某些人的语言使用偏离了共同语感和语言规范，并且妨碍了某一次交际。

其实，语言使用上的“不正确”只是位于言语层面，当某人发错一个音、写错一个字、用错一个词、造错一个句时，并不足以撼动多数人语感中的“正确的语言”，怎么可能损害到语言的“正确性”？而所谓损害语言的“纯洁性”则更是无稽之谈了。

事实上，对任何一个语言社团来说，语言使用的“正确”永远是主流，而语言使用“不正确”的现象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言语中出现的“不正确”用法，会有两种前途：要么是不被大多数人接受而自然淘汰；要么是“习非成是”而成为“正确”的。任何一个语言的发展演变，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旧有规范并形成新规范的过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唯一“正确”的当然只有上古汉语，甚至“远古汉语”，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则是最“不正确”的。

言语使用的“正确”是值得提倡的，学校的语言教育当然也是以“正确性”为前提的。但是，如果硬要把语言使用的“正确性”与语言的“纯洁性”扯在一起，那么语言的“纯洁性”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也不需要去实现。

由此可见，“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个口号，前半句讲得有道理，后半句则是十分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