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虚化与虚词成型

在汉语语法化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即语义虚化的动因往往是双音化导致的结果。这种双音化导致的“分化”效应既可能导致前置成分虚化，更可能导致后置成分的虚化。其后果是催生了汉语的各类“虚词”（功能性成分或语法标记），使得汉语的语法体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质变。

（一）前置成分虚化

张谊生（2000）关于副词及其虚化机制的探讨在语法化的研究中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将视点转向了前置成分的虚化，拓宽了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视野。他明确指出副词就其语法性质来说属于功能性成分，并强调“结构”、“句位”对副词虚化的引发作用。实际材料显示，在单音词为主体的古汉语中，这些结构长度和句法位置在副词虚化的初始阶段都和双音节韵律环境有直接关系。下面是他提供的三个案例。

就×

“就×”中的动词“就”是在双音化的述宾结构中虚化为副词的，诱发实词虚化的述宾结构都是以单音谓词性成分（动词或形容词）为宾语的述宾结构。这类结构的表义重点本来是在前面的动词上，但有时也可以落到后面的谓词上。随着重点后移现象的日趋普遍，述宾结构就会被重新分析为状中结构，与此同时，前面的动词也就渐渐地虚化为副词了。“就”的基本义是“趋”、“趋向”，常组成“就V”结构。例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 ，火就燥 。（易·乾）

上例中“就燥”与“流湿”对举，表明“就燥”为述宾结构。到了六朝时，一些“就V”结构已经呈现出由述宾向状中转化的迹象。例如：

离天渥兮就销沉 ，委白日兮即冥暮 。（南朝·宋·谢庄《皇太子妃哀策文》）

上例中“就销沉”与“即冥暮”对举，说明正处在动宾、状中两可之间，表明其语法化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而下面的“就V”则已彻底转化为状中式，“就”已完全虚化成了一个典型的副词了：

王贲点兵，折了万余人，依然归来镇守燕蓟城；飞表秦始皇，帝不悦，就令王贲攻伐辽东，捉拿燕王。（秦并六国平话·卷下）

在现代汉语中，“就”作为时頻副词的用法一直沿用下来了。

却×

“却×”中的动词“却”是在双音化的连动结构中虚化为副词的，连动结构中的两个动词本来都是主要动词，随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个动词上，前面的动词就会趋向虚化。“却”的本义是“退”、“退却”。例如：

弃甲兵，怒战栗而却 。（战国策·秦策）

引申为“返回”。例如：

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 复中（史记·封禅书）

在此义项上，常组成“却V”连动结构，进而虚化为状中结构。试比较：

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 内贼，却讨 外寇。（北史·杜弼传）

弟子只在西边村内居住，待到村中与诸多老人商量，却来 与和尚造寺。

（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两个“却V”，前一个“却”正处在虚化的过程之中，可以认为是“回来后”，也可以认为是“然后再”；后一个“却”则已完全虚化，相当于“再”。“却V”也已完成了由连动结构向状中结构的转化过程。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再充当时频副词，进一步虚化为表转折的连词。

酷×

“酷×”中的形容词“酷”是在双音化的并列结构中虚化为副词的，并列结构在充当谓语的过程中，其词义偏向后面一词时，并列成分就会形成后主前次的格局，这样前一谓词就会逐渐虚化，其结构关系也会由并列转向状中。“酷”的本义是“酒性猛烈”，引申为“残酷”、“残暴”。例如：

今上急耕田盈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 。（韩非子·显学）

在此义项上“酷”常同“暴”、“虐”、“恶”、“烈”、“毒”、“苛”等单音谓词组成联合结构，这种联合结构在使用中常常会出现词义偏向后项的情况。试比较下面两个“酷烈”：

秦人，其生民也陋厄，使其民也酷..烈 。（荀子·议兵）

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搜神记卷十三·典论刊石）

前例的主语是“人”，“酷烈”还可以分析为联合结构，后例的主语是“火”，“酷烈”就应该重新分析为状中结构。随着“酷V”状中式如“酷贫”、“酷痛”、“酷薄”、“酷愤”、“酷似”等的广泛使用，又进一步加速了副词“酷”的形成。例如：

君今酷爱 人间事，争得安闲老在兹（唐·杜荀鹤《题汪氏茅亭》）

在现代汉语中，“酷”不再单用，而是一个粘着语素，构成了“酷爱、酷烈、酷虐、酷热、酷似、酷肖”等动词，不过就其内部结构关系来看，还是偏正式，保留了作为副词功能的痕迹。

笔者注：上述三个案例也都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结构类型，却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前一个成分在双音节韵律框架中因语义重心后移而虚化。比如“就V”本是双音述宾结构，“却V”本是双音连动结构，“酷V”本是双音并列结构，由于语义重心后移，使得前面的“就”、“却”、“酷”语义逐渐空灵而成为一个修饰性的副词。至于为什么与汉语里的后附虚化语素相比，前附虚化语素的蜕变并不彻底，而且绝对不会读轻声，我们将在下文（第十三章）系统阐述。

（二）后置成分虚化

石毓智、李讷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集中探讨汉语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其中提供了很多汉语后置成分虚化为功能标记的示例，我们仅引用体标记“了”和复数标记“门（们）”来证实双音化的运作机制，然后加以适当评述。

×了

根据刘坚等（1992）的考察，魏晋南北朝，表“完成、了结”的动词“了”跟“已”、“讫”、“毕”、“竟”一道可以出现在“动＋宾＋补”格式中补语的位置，表示动作的完成，比如“公留我了矣”（三国志）。到了唐五代时期，“了”取代了其余四个词而在这个格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了”只能出现在以下两种格式中：

1.动单＋了

2.动单＋宾＋了

“了”形态化的句法环境是格式1。“了”不能在格式2中实现语法化（虚化），因为在格式2中“了”与动词的关系很远，除被宾语隔开外，还可以插入各种修饰语。在刘坚、蒋绍愚主编（1990）的约40万字的唐五代白话文资料中，共出现了69个格式2的用例，其中有41例中紧挨“了”之前有修饰语，约占70%。如“填色未了”、“行香尽遍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受戒一切了”、“绕茶园三匝了”（祖堂集）、“叹之已了”（庐山远公话）。上述现象说明格式2的“了”还是动词，因为它还可以被各种副词修饰。相反，在格式1中“了”与动词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在唐五代白话文资料中共出现了43例“动单＋了”格式，其中只有两例是修饰语在动词和“了”之间的。它们是：

子胥哭已了，更复前行。（伍子胥变文）

铺置才了，暂往坻塘。（燕子赋）

也就是说，格式1中“动”和“了”可被分开的概率只有约5%。所以在这种句法环境中，“了”更容易形态化而与动词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大量的示例显示，唐五代时期格式1中的修饰语是出现在整个动补结构之前的，例如：

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六祖坛经）

圣王才见了 ，流泪两三行。（欢喜国王缘）

已相见了，不用更上来。（祖堂集卷七·岩头和尚）

道吾曰：“早说了也。”（祖堂集卷四·药山和尚）

大师便安排了 ，处分侍者，教伊煮粥。（祖堂集卷十·长庆和尚）

上述现象说明格式1中的动词和“了”，唐五代时期已经在双音化韵律环境的作用下具有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的倾向，即“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态化了。按刘坚等（1992）推测，宋初“了”开始挪前，经过一个新旧格式互相竞争的时期，最后就完全挪前成为一个体标记，这时宾语就可以出现在“了”之后。

×门（们）

在九世纪的文献《敦煌变文》中，“门”和“家”是同义词，“门”几乎拥有所有“家”的用法：

指“家庭”：

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世说新语·贤媛）

汝勿妄语，灭吾门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指“学派”、“宗派”：

佛家有三门：曰教、曰律、曰禅。（朱子语类卷八）

然孔门学者亦有志不立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

作为量词：

书凡九门，计两百卷。（旧唐书·杜佑传）

化物门门入。（敦煌变文·维摩诘）

据推测复数标记“门（们）”是在以下三类具体的名词结构（双音韵律环境）中开始虚化的。

1.“人名单＋门”。其中的“门”表示“学派”或者“门徒”。例如：

孔门 教人。（朱予语类卷十九）

程门 只有尹和靖看得出。（朱子语类卷三十五）

2.“代词单＋门”。其中的“门”多指“家庭”。例如：

如何祝娉向他门 。（敦煌变文·丑女缘起）娉与他门 荣九族。（敦煌变文·父母恩重）

3.“尊称单＋门”。其中的“门”也多为“家庭”。例如：

范宣夫尝入公门 。（世说新语·栖逸）

上述推测的合理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古汉语里，“家”的语义和句法表现都与“门”相似，“家”在很多方言里变成了复数标记，那么就不难理解“门”发展成复数标记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第二，“门”在该时期的表示“学派”、“门徒”、“家庭”的用法都与“多数”的概念有关，与复数标记的意义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门”的这些用法都与“人”的表达有关，这与“们”只限于表示人的复数的事实相符。

第三，“门”的上述用法都是跟在代词、人名之后，复数标记“们”在产生初期也是只能与这些词搭配。如果认为两者之间有演化关系，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复数标记的句法行为。

在最早的文献里，复数标记实际上也是直接写成“门”，后来才加上个单人旁而成为“们”。比如“他们取了富贵（道山清话）”（详见吕叔湘1984）。书写形式的变化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复数概念跟原来的实词用法已经有了明确的差异；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两者的语音形式也有所不同，复数的声调由于语音的弱化而失去，成为轻声。因此，这种书写形式上的区别是为了表达的清晰明确，语言使用者就创造另外一个书写形式加以区别。

笔者注：上述两个案例都很有代表性。比如体标记“了”可能在两类格式中虚化，但事实上却是在“动＋了”格式1中完成了蜕变。诚如作者分析的那样，在格式1中“了”与动词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在这种句法环境中，“了”更容易形态化而与动词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而从所举例来看，该格式中的动词都是单音的，于是“V了”构成了一个双音韵律环境，而“了”就是在这样的韵律句法环境中最终形态化为一个体标记。又如复数标记“们”的虚化同样与双音化韵律环境有关，从搭配对象来看，无论是人名、代词还是尊称，都是单音词，构成了“×门”的双音韵律环境，而“门”就是在这样的韵律句法环境中最终形态化为一个复数标记。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这种蜕变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具有汉语系统演变的大背景的。按照石毓智、李讷（2001）的考察和分析，在十一世纪左右汉语语法系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量词系统

（2）体标记“了”、“着”、“过”

（3）动补结构（唯补词）

（4）可能补语标记“得”

（5）结构助词“的”

上述这些语法范畴，有的是在这个时候走向成熟，有的则是刚刚开始虚化。尽管它们的表达功能各异，它们的抽象语法结构和韵律框架都是“实词（重音）＋虚词（非重音）”，它们必须跟在一个带重音的实词之后，而自身则是一个读轻音的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