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唐番』

有学生在纽约住了十多年，台山人，起初只是打算过来探望姐姐，拿的也只是旅游签证，没想到就此留下来了。她后来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言语治疗（speech therapy）的硕士文凭，从事有言语困难的儿童（人士）的评估与治疗工作，而且拥有“三语”（普通话、广东话、台山话）优势。刚到纽约时，我暂住在这位学生工作的诊所里，诊所位于下东城（Lower East Side），纽约最早的唐人街（Canal－Grand街之间），旁边就是小意大利和SOHO区。以前在唐人街最通行的就是台山话，直到现在，还可以偶尔在这里听到墨西哥人用台山话叫卖，招揽生意。

沿着格兰街，一路走下去，就到了唐人街。刚来纽约，每天至少有一次要坐在熟悉的香港人开的茶餐厅吃“碟头饭”：凉瓜牛肉、油叉鸡（豉油鸡+叉烧）饭，加上例汤，颇有九龙油麻地、旺角一带的感觉。不久，学生的父母从住在新泽西州的大女儿家来到位于法拉盛（Flushing）的学生家里，烧了四餸一汤地端上桌：炒腊味荷兰豆、北菇扒青菜、红萝卜+青红椒+炒虾球，白切鸡和油鸡，再加上广东人引以为荣的煲汤。面相很善的学生妈妈说：“不好意思，乡下妹（指学生）出来揾食，家里很简单。”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外语系开办的强化班中有位广州同学，曾在荔湾区医院做麻醉医生，移民去了纽约后曾说起，在异乡，每想起“丝瓜炒肉”就心痒痒的。现在不同了，什么都可以吃得到。尽管如此，学生妈妈还是不停地道歉：“只能‘半唐番’，有什么放什么，老师凑合吃了。”

在国内很少听到广州话说的“半唐番”，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中西结合”“中西合璧”之意吧。

以前来美国，见到国内来的留学生都在努力奋斗，争取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平日也多与白人来往，希望能入乡随俗，尽快融入。曾经有一位朋友将他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送到澳洲，鼓励孩子去教会，认为教会的人善良，孩子会得到帮助。儿子考入大学后，家人又帮他选读了工程学之类的课程，不料儿子随后却迷上打机，多门课“挂科”，只能退学，回国重新参加高考。时过境迁，这次来到美国，发现现在的学生都更愿意住在唐人街，只不过名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跟随英文，改为“中国城”（China Town）了。问及原因，都回答说：“中国城吃得好啊！”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知是因为中国渐渐强大，国内条件得到改善，还是由于下一代的不思进取。

每次去法拉盛、尤其是艾姆赫斯特（Elmhurst）中国城，总觉得好像回到了中国北方的小城（镇）：大街年久失修，楼宇破旧。出了地铁站，抬头见到亚细亚银行字样的大楼，更是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街心花园内挤满了台山佬，老人们在下棋、打麻将，灰蒙蒙一片。我想，那位强化班广州学生应该不需要再馋任何广东菜了吧，因为现在的中国城几乎把中国所有的食品、食材、调味等都进口、移植到了北美，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学生们还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法拉盛、艾姆赫斯特、坚尼街（Canal）据说还细分成分别以福建人、香港人以及台山人为主的经营范围，针对的口味也各有不同。法拉盛是新兴的中国城，大有取代最早的格兰唐人街的趋势。但听当地华人说艾姆赫斯特有香港黑帮在保护，反而秩序良好。总之，现在的学生们真的是可以做到“番地”“唐食”了。

来纽约后，刚好赶上2012年11月17日召开的北美成立最早的“中山大学美东校友会”年会。中国人开会还是热闹，玩、吃两不误，把国内单位年终奖励大会的形式都搬到了美国。理事会的年轻人更是照搬了国内学校所惯用的晚会的形式，差不多全程抽奖、游戏，以及一开始的全体起立唱校歌，令人恍惚间有一种回到国内的感觉。开会地点就设在一家香港人开的餐馆，金源酒家，在最早的华埠的中心Chatham Square，广东人称之为“且林士果”。对面伫立着虎门硝烟的林则徐雕像，提醒着华人勿要重蹈鸦片亡国的覆辙。且林士果广场是七条街汇合的地方，除了林则徐像，标志性的塑像当然就是孔子像了，应该是提醒着华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吧。

随着国力的强大，越来越多的有才（财）华人来到美国。新移民对美国不再抱有敬畏感，来到中国城也不过是为了“果腹”，用年轻人的话说，先吃饱喝足了，再结识“鬼佬”也不迟。语言本身已经不成为障碍，华人的下一代其实已经走出中国城，身影遍布于纽约的不同街区。联合国旁边的48街有一栋写字楼，叫作“联合国大厦”（UN Plaza），由于UN的标识而成为商家竞相进入的一个地标写字楼。大厦265房被一间名叫UNCG的公司租下，打通了多间写字间后，改为展览厅，在此举办很多慈善活动。这里也成为我在纽约经常光顾的地方。第一次来是参加UNCG公司举办的中秋联谊晚会暨书画展。参加者多数是年长的华人上层人士（以讲广东话居多），联合国副秘书长（由于联合国大楼装修，也在此大厦临时办公）也应邀出席。晚会上除了结识几位画家外，还有幸听到了原国家级演员的二胡独奏，周边围着文革期间出生或长大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一起和着二胡唱着怀旧的革命歌曲。联合国副秘书长也煞有介事地一边听一边点头。在这里，我反而得以欣赏到许多国内较少机会见到的字画、听到许多国学大师的讲座。

说回孔子。在纽约，我还真的有幸亲迎孔子从唐人街进联合国大殿了呢！开校友会之前，11月10 —11日，我和另外两位同传（其中一位为已在联合国做了20多年同传的校友）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儒教与基督教文明对话”做传译，地点就在联合国NLB第二会议室。孔夫子真的很有“功力”，论坛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很有象征意义。从改革30年的招商引资，到走出国门做生意，再到这几年的主动宣传中国的“软实力”——传统文化，作为传译员，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进程。论坛由第九、十届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发起，无论在国家还是在学术角度，都意义深远。本次论坛召开的背景尤其值得注意。近些年，国家汉办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大力推广孔子学院，但美国的反应在2012大选年显得格外敏感。先是上半年美国移民局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所持J1签证在项目外进行教学活动的资格进行质疑，并意欲到期后不予续签，后经国家汉办等其他机构的沟通，事情才得以解决。随后媒体又掀起对美国汉语培训机构所采用教材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担忧浪潮，媒体纷纷讨论起如果美国儿童在教材上读到“抗美援朝”字样时，会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等问题。

尼山论坛第二天，82岁高龄的华盛顿区红衣主教在会上对宗教、文明、文化交流中的步骤与要点做了精到的阐述，许副委员长在听了我的传译后非常激动，直接打乱场上发言的既定时间安排，即兴做了40分钟回应。应该说，凭着许教授的口才、表达能力和个人魅力，再配合上我们的传译，演讲效果是颇佳的。但是，毕竟国际研讨会有严格的时间性，打乱安排，或者占用了后面的讲者的发言时间，必然造成会议拖延，耽误听众的时间。许副委员长一番语重心长的演讲在不恰当的时机就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话语霸权”，一种“官僚意志”。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交往舞台上常陷于被动局面，“出力不讨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相互理解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同业务营销讲究所谓“推”与“拉”（push or pull）一样，在对外文化推广方面，与其不计成本、大肆投资海外语言教育，不如练好自身的内功，吸引海外主动向学。孔夫子言：不愤不启。每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如果能真正秉着礼让、谦卑的心态，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么，中华文化的推广必定可以水到渠成。

在近现代史上，大国崛起的方式各异，很值得国人参考。英国是靠着武力殖民征服世界的，而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靠经济实力取代、接管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的；英语的普及伴随着殖民，而美国接受了英国语言的遗产，再辅以深厚的科技实力，最终开创了美国式文化与政治制度。反观中国，所谓和平崛起，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对外汉办的经济投入，一厢情愿地向国外输出汉语与传统文明。文明的对话不只是将孔子迎进联合国就可以完成的，也不只是经过所谓文明专家之间的几天对话就可以令“番人”臣服于“唐人”的文明的，或实现坐在会议室平起平坐地相互对话的。

文明的输入输出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游走在纽约“半唐番”的中国城内，相信每一位国人都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