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热门话题背后的传统观念之争

本是热门话题背后的传统观念之争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翟学伟

12年前，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辩论的行当。前后当过南京大学辩论队的执行教练、顾问组成员、总教练;又有幸做过各种辩论赛的评委、点评嘉宾;也为一些大型企业和机关的辩论赛做过讲座、参谋及指导。论成绩，我参与指导的南大辩论队曾拿过江苏电视台举办的“亲亲杯”大学生辩论赛冠军(1994)、北京电视台举办的“长虹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的冠军(1995)及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1996)。现在提及这些没有一点摆谱的意思，而是觉得这么多年干下来已有了厌烦之感。如果不是这次上海教育电视台举办的“日立杯”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组邀我做评委，也许我会把这段经历抛到脑后去。那么，我为何对此类活动会有倦怠之意呢?因为大凡参与过这类活动的幕后人都知道，目前流行于各电视台的辩论赛有两个不足，一是辩论队员的准备痕迹太重。许多慷慨激昂的陈词并非现场论辩所引发，而是事先写好的讲稿;许多批驳不是针对对方的现场问题而发，而是自己事先假想好的陈词滥调。二是这种比赛没有把电视的特点表现充分。如果一个人不是亲临现场感受场上的气氛，只是坐在屋里看电视，他很容易感到疲劳，只觉得双方唇枪舌剑、不停地说着，但稍不留神总有云里雾里之感。而在这些不足的背后还有长时间的封闭训练，加上后勤的支援。这是以往辩论赛给我的印象，我虽是制造这一印象的成员之一，却也成了我远离这项活动的一个理由。

但此次上海教育电视台举办的辩论大赛改变了我以往的刻板印象。他们在设计流程、环节和评判的方式上均有许多重大的改进，很好地发挥了电视和辩手的特点，令我耳目一新。我上面提到的两个不足在这次比赛中解决得非常好，让我领略了一场场高质量且妙趣横生的辩论赛。其中半决赛中的第二场给我印象深刻，我愿在此做些评议。此场比赛的辩题是“负翁的生活幸福大于辛苦，还是辛苦大于幸福?”

我们知道，“负翁”是最近流行于中国内地的一个组合巧妙的词语。在汉语当中，早就有一个大家都很明白的词叫做“富翁”，指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的人。而“负翁”在读音上同富翁完全相同，只是将“富”改成“负”后，意思正好相反，意为欠有大量财物却过着富裕生活的人。应当说，从古至今，任何社会都不乏其人，为什么会在今天却成了热门话题，而且还需要辩一辩呢?因为今天的社会已出现了一大群这样的人，从当前人们的消费心理和结构来看，负翁不但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消费的趋势，并有相关经济制度(信贷)作为其保障。由此，“负翁”作为一个概念，一方面合适、合意且及时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讨论如何理性地计划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新颖的视点和视角。

这场辩论的关键不要求对负翁现象作道德评价，而是对他们付出和回报的感受展开辩论。这种辩题同以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辩题有所不同，后者或者以大量的数据和实例做论证，或者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倡导、大众舆论作支撑，辩论起来相对有一种客观的标准或价值导向作为评判依据。比如，在中国发展私家汽车的利大还是弊大，或人类社会是否应当重义轻利等，都属此类。但辛苦和幸福说的都是人在心理上的某种体验，虽说个体主观上的东西也会有一个群体上的概率，可麻烦在于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证明这一点。即使我们在银行得到了信贷的人数规模，我们依然说明不了他们是因为感到幸福才这样做的，当然更不能说他们甘愿辛苦而为之。因此我认为，要想说服听众和评委成为己方的盟友，应当解决的难题是：如何抢占这两个定义的制高点和如何证明一个会大于另一个。

那么，双方取悦观众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呢?在讨论双方的立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很多人都听过的故事：说是在天堂里一位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见面了，两人讨论其人间的生活，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苦了一辈子，临死前终于买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结婚的时候就住进了大房子，但我一直到死前才把钱还清。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这场辩题的一个最为生动而形象的表述。我想整场辩论无论多么复杂，其实就可以假想这两位老太太如何来评价自己的一生所求。而这两个老太太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一个代表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一个代表着西方人的价值观，而讨论哪个更幸福，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比较中西文化的幸福观之异同。而这种异同又与不同文化中的人对经济一词的理解有关。仔细考量一下“经济”的文化含义，中国人所讲的“经济”经常有节省、节俭、便宜、耐用、少花费的意思，即所谓经济耐用、实惠;而西方所谓的“经济”，则是告诉人们如何花钱消费、如何刺激消费、如何弃旧更新等。因此，现代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面临着一次观念的大调整。在调整中，我们随之而来的困境是一方面还是舍不得把旧东西淘汰掉，一方面又承认日新月异的新产品确实比老东西好。也正是这种困境，使中、西方人对垃圾的理解也有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垃圾是彻底不能再用的废品，而把能用的东西扔了是浪费行为;在西方人看来，虽说所用东西是好好的一点没坏，不过时间用久了，就可以淘汰换新的了。正是在这种不同观念的指引下，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走的是量力而行的路线，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没有钱就等有了钱再办。平时省吃俭用，坚持日常积累，这样才可以在关键时候拿得出钱来，所谓“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因此传统观念下的中国人认为家用大件物品，包括家电、房子、车子等是需要储蓄、积累才可以得到的;而西方人则倾向用不断地消费、投资来激发挣钱的动力，却不大考虑积蓄，所谓“花光了再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贷款消费”是他们的生活倾向。比较下来，中国人是先日积月累，而后达成自己向往的生活目标;而西方人则是先达成自己向往的生活目标，而后再一天天地为此偿还。由此比较看出，中国人活的是较为轻松自在的，好听的说法是潇洒，不好听的是懒散，而将就凑合则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性。因为没有什么人在逼着他必须辛苦劳作，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期限和指标在等着他必须到期完成，有的只是他自己在一天天地逼近他的目标。实现了目标自然很好，实在不行放弃也有可能。所以上面的中国老太太即使到死也没有买得起大房子，但一想到这辈子没有被人赶着还钱，也照样觉得快活得很。而西方人则是忙碌而努力的，他们为已经到手的目标必须付出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他们平时潇洒或懒散不了，只能等待休假，而休假换来的是下一轮的付出，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总是有不断透支的迹象。但他们又不能不要到手的一切，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需要维持的或是保证品质和品位的，他维持住了目标达成者的生活质量。所以上面的西方老太太住的房子很宽敞，但一直为这房子操劳了一辈子，即使到死也没有归为己有。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的差异。如果幸福所表示的是人们生活的悠闲、自在、不劳累，那么传统中国人实在是够幸福的;如果幸福所表示的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比如衣、食、住、行都要在一个较高的档次上，诸如自己开车来免去步行、入住大房(或豪宅)来免去一大家人挤在一起、品尝饭店的山珍海味而不用自己买菜烧饭，那么先享受到这些的实在比后享受的要幸福多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幸福理解成一个人渴望得到而最终得到时的那种感受，于是上面的比较又可以反过来说，中国人生活自在，但没有生活质量，如果他们渴望高档次的生活，就不会认为悠闲是幸福的;西方人生活档次高，但自在不起来，如果他们渴望自在的生活，那么他们也不觉得维持高质量的生活有多幸福。即所谓在互相羡慕中看到的是他人总是比自己幸福，总是自己所渴望的。因此，说来说去，由于幸福是主观的感受，因此不同的定义，都可以成立。总体上看，说中国人的幸福观属悠闲论，西方人属享受论，也未尝不可。而即使把幸福当作中国道家所说的境地，知足常乐、苦中作乐、吃亏是福，也不失为对幸福的另一种理解。只是在这层意义上，此辩题已经辩不起来了。可见，此辩题的第一难点是，我们在什么生活意义上来理解幸福和辛苦，我们现在同意什么样子的幸福观。

此辩题的第二个难点是，主观的东西如何证明是“大于”的关系。可以证明大于的，通常是在数学的意义上，至少是可以在量化的层面上实现的。如果一个概念反映的是人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状态还要因人而异、因定义而异、因文化而异、因代沟而异、因时代而异，那么这种大于也只能是主观上的，不可能在客观上得到。由这两个难题来看这场辩论，双方的辩论队员是如何证明这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大于”另一个说不清的东西的呢?

细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辩论队教练的陈词，似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形势和人们的观念都进入了这样一种时代。这种避重就轻的策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绕过上述这些复杂的问题，只凸显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似乎就是在说，负翁的到来是必然的，而这群人的奋斗精神也会确保他们提前享受未来的美好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再读澳门大学辩论队的教练陈词，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话语表达上，则守住了两条底线：一是坚持认定对负翁自己而言，肯定辛苦多，幸福少，理由是负翁的辛苦更坚固、更根本、更持久，这几个“更”字，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二是坚决把住比较的外延，不让对方把幸福和辛苦同一般人的生活作比较，只能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两种感受作比较。这种辩论框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它的逻辑并不合理，只是为了好辩，做了一次主观认定罢了。由此这场辩论主要是看队员们的场上表现、发挥和出彩的情况了。这也是我为此场比赛喝彩的地方，因为双方的准备都不充分，靠的都是临场发挥，这是真功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辩论队员根据教练的意图，在这场比赛中把调子定得比较高，也许他们意识到在借钱、还钱的思路里面辩，无法辩出这些人的幸福感来，因此把负翁的范围定为一群“新贫族”，以区分于“旧贫族”，而新贫族的特征被定义为“有理想”、“有抱负”、“观念先进”、“没有生存压力”、“经过银行评估”、“对未来有信心”、“有偿还能力”的人群，另外他们还认为，这些人要提前享受的是更高层次的生活，主要是精神生活，诸如接受高等教育、让自己更有尊严、更能自我实现等。这种辩论思路看起来似乎是：负翁无需多言，幸福就在其中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成为具有这些特征的群体中的一员，难道还不幸福吗?其实从整场辩论来看，特别是到了自由辩论中，拔高这一群体的做法并没有多少好处，反而有了不少不利之处。澳门大学队的思路则比较简单，他们就是要力图说明还钱就是辛苦的，虽然花起钱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看似很幸福，但一旦过起了还钱的日子，辛苦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还不起时怎么办，还有幸福可言吗?其次，负翁的日子是外面风光，心里难受;最后幸福是瞬间的，而辛苦是长期的。这一辩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方拔高新贫族的努力，也就是什么新贫族、旧贫族，这种区分没有什么意义，负翁之所以辛苦就在于他们身上背着债，要还一大笔钱而已。在这一环节，双方的立论都有不少漏洞，比如对正方而言为什么成为负翁需要那么多条件，而不只是那些(被银行评估)能还得起钱就行的人;对反方而言，为什么负翁的幸福和辛苦不能同普通人比，而要自己同自己比，如果他们的辛苦同普通人一样，而幸福比普通人多，那不就证明他们的幸福大于辛苦了吗?但这一环节的最出色之处是双方都在现场抓对方话音刚落的“错误”。作为指导过学生的教练，我知道在程序发言中做到这点非常不易，因为他们既要发现问题，又要现场组织语言，还要控制住时间，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批驳和陈述之双重任务，即使说不完，临时丢弃一些话，也要做到不露痕迹。比较下来，这一环节反方表现得出色一点。

在辩论赛中加入小品表演，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且不说它充分发挥了电视节目的可视性，更重要的是它使辩论更加形象化和生动化，甚至有相辅相成，或画龙点睛的作用。作为在校大学生，小品的另一特点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辩论队员的多面才能、品位、审美能力等等。应当承认，澳门大学队在这方面是胜人一筹的。因为在全程比赛中，澳门大学队的小品表演始终是用大话西游的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表演在年轻人中不但有广泛的市场，也容易构成系列，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辩题的需要来更新内容，由此只要他们能进入下一轮，他们就可以再编排一个续集。而在这一场中，他们编排的是天蓬元帅要娶高老庄的大小姐，天蓬元帅没什么钱，只好同意什么都贷款买。当他债务缠身后，就准备半路打劫，正逢悟空和唐僧路过这里，一路上也在议论还钱的事，天蓬元帅冲出来，被唐僧降伏，问到为何要干这种勾当，答曰为了还债。唐僧听完，感慨都是同路人，同意收他为徒去西天取经，因为天蓬元帅前面借了别人八次钱，于是唐僧给他取名八戒。整个表演一气呵成，对话风趣幽默，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辛苦大于幸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队的小品表现的是一个老汉去城里看两个儿子，一个已经贷款买到了新房，一个买不起房，还住在较差的房子里。老汉比较传统，听说新房子是借钱买的，很生气，掉头就走，后来在两儿子的劝说下，改变了观念。也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队意识到这个小品无法说明下面的还钱是否也很辛苦，因此在对话中增加了不少内容，比如工作稳定、老板赏识、去澳门大学进修，而且进修科目是MBA，意为回来有望成为管理人才，顺理成章地收入还会更高，这样就不愁还不了债了。然而附加的因素越多，就越隐含着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这些，还钱也是蛮辛苦的。

进入自由辩论阶段，正方辩题的逻辑框架之不足开始显现出来，由于他们前面没有办法来说明幸福大于辛苦，因此他们此刻作了两方面的力争，一是把辛苦的过程也算成是幸福，把最终的目标实现也算成是幸福，这样幸福就增大了;二是他们知道把过程也说成幸福，可能难以服众，因此只好回到他们的高层次上去，什么辛苦当中有共同奋斗、团结友爱、家庭和睦、接受高等教育之类，这些都成了幸福的理由。其实这样的思路已经同负翁关系不大了，我想没有哪个人要做负翁是因为负翁能给他们带来这些幸福吧。在总结陈词阶段，反方乘胜追击的勇气可圈可点，他似乎放弃了原先的讲演稿，即兴对对方场上的观点做了最后的反驳。这个举动是很冒险的，如果发挥不好会前功尽弃;如果发挥得好，也不一定能比事先准备的辩词讲得好。但反方做出这样的举动恰恰让我在辩论场上看到了真正的辩论，一个凭真功夫进行的辩论。听下来，反方三辩不负众望;而正方的可喜之处是他们终于在最后把他们为什么说幸福大于辛苦在逻辑上做了说明，可惜有点晚了。正方认为负翁是提前享受良好物质产品及环境的人，但享受物质只是一种表面和形式，在这种享受的背后还有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因此负翁的幸福是双重的。那么正方如何看待辛苦少一点呢?他们认为，人们为还债而努力工作并不是辛苦，而是债务在一天天减少，其中还有自我实现的感受，总之都有幸福的成分在里面。虽然这些说法还是一厢情愿的，但至少算是为自己的陈述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应该说，看完这场比赛，我有几点总的印象。首先，当今的电视辩论赛正在走多元化的道路，新加坡的辩论模式已在被多次修改，而比赛的要求、规则和程序仍在完善中。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种智力活动和电视节目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彩，由此吸引更多的观众。其次，今天的大学生辩论比10年前又有了提高，现场的、即兴的、象征性的辩论成分大大增加，而且对个人综合技能也有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但要能说，还要能演;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最后，作为全国高校的辩论赛，其实是各参赛大学之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展示会，学生们的人文素养、知识结构、精神面貌和业余生活等都在这里得到了浓缩性的体现。

当然，在这场辩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我以为负翁现象之所以值得一辩，是因为我们希望从中看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在价值观上的碰撞;也想从中领略到今天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型;还试图从中挖掘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幸福和辛苦有着各自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正在被现代市场经济的强势所扭转的局面。而双方队员的辩论似乎一点没有触及这些方面，只是正方的小品内容点到了一点。当然，也许一场辩论终究不可能给我们那么多内涵，我只好把我的一些想法和观感写在这里，作为一个场外的补充吧。